张红力：金融安全与国家利益

 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指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在积极维护我国利益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笔者认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时代要义，国家利益则是金融安全的核心目标。

《孙子兵法》开篇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和平年代，金融市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金融安全是国家大事，决定着国家兴衰，甚至是民族存亡。《尉缭子》则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在国际金融战场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战略对抗才是内涵。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金融安全战略的高下。而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首先需要正确看待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个技术问题吗？金融安全是阴谋论还是阳谋论？安分守己就能安全吗？本文将围绕这三个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展开论述，力求正本清源，为全面、理性认识金融安全，进而务实、高效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奠定基础。

金融安全不是技术问题

技术指标是金融风险大小的重要表征，但不是金融安全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事实上，金融安全不仅取决于金融风险的大小，还取决于金融体系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向外分散风险的纾解能力，以及金融安全战略对风险的综合处理能力。因此，技术指标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仅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险的。

金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领域，金融工具的设计、金融风险的测度和金融监管的执行，都需要深厚的经济学、金融学、数学和心理学专业知识。较高的专业门槛和技术含量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权力量驱动的，技术指标作为体系运转的结果，对不同国家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标准，用技术手段来观察金融安全状况、来应对金融安全问题，往往会陷入困境之中。而将金融安全视作技术问题，这首先就是一种危险，很容易在国际金融博弈中陷入战略被动。

金融安全指标体系里的指标很多，通用常用的有：经常性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偿债率、偿息率、债务率等。这些指标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判断和预防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研究和应对系统性金融危机，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仅从技术层面上考虑是远远不够的。

从逻辑上看，金融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即风险相对于风险承受者是否危险。同等程度的金融风险，对于一国可能是安全的，对于另一国则可能是危险的。金融安全取决于多个要素，包括：金融风险的绝对水平，一国金融体系的成熟度（决定风险承受力），一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地位（决定风险分散能力），以及一国金融安全战略谋划水平（决定风险化解机制）等。由于技术指标大多只描述了风险的绝对水平，因此其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金融指标高还是低，往往并不是金融安全与否的决定性要素。

由于技术指标不能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因此，一国围绕技术指标来构建金融安全战略是危险的。举两个例子：案例一是印尼，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了修复技术指标以达到援助要求，印尼政治经济两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案例二是美国，次贷危机后，美国并没有着力于技术指标的修复，却赢得了风险出清和强势复苏的契机，并于近期展现出经济“周期性领跑”和金融“霸权地位加固”的相对强势。

同是金融经济危机，结果迥然不同，启示深刻：一是技术参数作为指标和目标的意义被颠覆。印尼为了追求技术指标的恢复，在国际社会的救助下是（至少一度是）风险越来越大，并对整个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而美国在指标上并不占优势，它的经济复苏也不依赖于或者甚至是忽略了这些项目指标的修复。二是金融安全的防护不能单纯靠被动防御，也需要主动出击。印尼为了在某些指标项目上进行改善，将希望寄托于外界的经济援助，不惜将自身的主动权利纷纷放弃，不但动摇了本国政治经济的根基，还削弱了国家金融安全的物质基础。美国则充分发挥了战略主动，在复杂的全球政策博弈中始终维持着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稳定和相对主动，美联储通过QE推出和退出把“对冲”职能发挥到了极致，推出QE→经济温和复苏→退出QE→产生美元升值预期→美元从全球回流美国本土→美国长久缩减赤字、减少支出、持续复苏。政策安排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美联储立足自身利益的战略决心和高屋建瓴的战略手法为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并强势复苏创造了良好条件。

因此，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不仅需要技术上有考虑，更需要从战略高度着眼，坚守底线思维，完善顶层设计，全盘统筹金融战略的制定、国际博弈的应对、金融风险的缓冲、基础体系的建设、各种威胁的化解等。

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谋

阴谋还是阳谋，这是一个问题。国际金融体系中浮现和隐藏着的是各国之间的权力、利益乃至民族文化的争夺和较量，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国家间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无视他国“阴谋”的存在是危险的，但如果仅以阴谋论作为主线和战略思维的基调来看待这些问题，则太过狭隘。我们应正视，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光下的行为，是阳谋，不是阴谋，靠的是实力和智谋。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阳谋，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基础，活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技巧是手段。

因为金融具有技术上的复杂性，大国金融博弈也有较强的隐蔽性，所以很多人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安全，这是错误的。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就是要利用经济、金融手段在国际经济金融博弈中占据先机，用各种符合规则的手段最大化本国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谋不是阴谋，原因有三：第一，目标是清晰明确的，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隐藏目的；第二，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公开的，尽管谋划的过程可能不会大张旗鼓，但策略实施都是通过经济活动和市场操作来实现的，任何不公开的“地下经济”和“地下金融”，都会被各国一致抵制，难以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第三，追求目标的结果是一目了然的，谁在利益博弈中占据先机，谁就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谁就能主导国际利益分配，不存在不可获知的隐藏收益。

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金融阳谋广泛存在，特别是美国，金融阳谋充分体现在其国家战略的方方面面。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利用全球售债侵占新兴市场金融利益的阳谋。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并购买了大量美国债券。一方面，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变成世界生产工厂；另一方面，美债低回报又拉低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率。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罕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经济学上称之为“斯蒂格利茨怪圈”。华尔街把这归功于智力资本，认为更聪明的人理应挣得更高回报，即智力资本的回报差价。这种解释显然不公，造成这种“斯蒂格利茨怪圈”的根本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失衡的根本则是美元霸权。凭借美国金融市场的避风港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利用市场实现了侵占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利益的阳谋。

第二个例子是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不仅涉及电话、邮件等信息，还包括国际金融交易，尤其是信用卡交易。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一项叫做追踪金钱的监控项目，专门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银行间交易往来，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局专门成立了一个“Tracfin”金融数据库，用来存储从各个金融机构得到的信息。凭借信息霸权，美国可以主动策划并实施侵占他国利益的各种阳谋。

这两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了一点，美国能够实现国家金融安全，靠的主要是经济金融实力和主导能力。全球利益博弈中，每个国家的逐利本能都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底气实现阳谋。所谓阳谋，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不需要阴谋诡计、凭实力也能实现的谋略。在国际经济金融往来中，只有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才能保障阳谋的长期实现。具体来看，阳谋的底气源于以下六点：第一，强大的经济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基石；第二，货币霸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关键；第三，主导国际金融业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路径；第四，国际金融组织控制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手段；第五，垄断金融定价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保障；第六，信息控制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利器。

乱中有为才能占据主动

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阳谋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安分守己反而容易受制于人，只有乱中有为，才能掌握主动，占据先发优势，进而保障自身利益，甚至有望获得超额收益。乱中有为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要有所节制，保有底线思维。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的流动跨越国界，还意味着各国政策的影响相互交叉。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每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不可能是自发统一和协调的，而是充满了对立和冲突。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博弈，是一种非合作的多重博弈，博弈过程非常复杂。混乱和无序是国际金融运行的本质和常态，有序是短暂的，混乱是长期的，金融创新发展就是在“长期混乱→短期收敛于有序→长期混乱”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混乱的国际金融博弈中，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并不会自然实现国家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在长期受制于人的情况下，一国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掉入了“温水煮青蛙”的困境。谁占据先机，谁主导格局，甚至谁引导秩序，谁就能取得更有利的发展契机，博弈论中的斯塔克伯格模型就已论证了乱中有为对于占据先行者优势的重要性，这里再举现实中的两个案例。

第一个是拉美受制于人的例子。虽然拉美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科研开发能力，阿根廷早在1913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20世纪90 年代末期甚至已超过9000美元，被国际理论界认为有可能是第一个跨入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但是阿根廷在20世纪末很短的时间内就陷入了危机中，40％的人陷入贫困，30％的失业率，整个社会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主要是因为拉美地区国家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或者产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过于安分守己，因此就没有金融安全可言，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就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第二个是美国乱中有为的例子。2008年－2014年间，美国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制造的混乱，乱中有为，通过政策“折返跑”战略的实施，完成了和新兴市场的风险换位，向新兴市场转移了金融风险，保障了自身长期中的金融安全。危机的这几年，美国始终处于一种引领状态，无论是复苏抑或是衰退，无论是进抑或是退，美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政策总是引领着全球发生滞后、同向变化。这就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折返跑，美国经济根据自身体质和阶段状况不断主动调整步伐和节奏，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始终处于被动跟随的状态。危机这几年，美国经济金融霸权不仅没有根本动摇，反而以一种且进且退的变化方式深层体现，霸权力量支撑的变速折返跑，让美国经济突破了体能瓶颈，也大幅消耗了跟随者的增长动能和发展势能，这实际上就是乱中有为战略的具体体现。

基于国家金融安全的全球利益博弈需要乱中有为，乱中有为才能占据先发优势，但值得强调的是，乱中有为的前提是自己不能乱，也就是说，乱中有为需要底线思维，“对外乱中有为，对内底线思维”共同构成了国家金融安全战略的两大核心。

就中国而言，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充分支持实体经济，并以此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要基石。从技术上看，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包括以下内涵：第一，金融体系不爆发系统性风险，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主功能不被抑制；第二，国家物价稳定，CPI同比增幅不超过3.5％的警戒线；第三，国家主权货币币值稳定，兑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不发生巨幅波动；第四，国际资本流动顺畅但不过度，不发生大进大出风险；第五，银行业运转正常，不良率不超过资产利润率；第六，政府和企业负债保持适度，债务风险可控，不发生企业废债风潮和主权债务违约事件；第七，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足，不发生支付危机，货币资金价格不过度波动；第八，金融改革对银行业整体的冲击有限，即便利率市场化等因素导致行业竞争加剧，银行业整体也不出现亏损；第九，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生金融力量有序进入银行业，不发生非理性的恶性市场竞争；第十，保险行业和证券市场稳定发展，不发生恶性道德风险事件和突然性的股市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