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力：金融与国家安全

金融是新时期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

国家安全并不单纯是一个战争与政治问题，而是以核心价值为灵魂的一套复杂系统。核心价值与军事国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生态资源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系统的“六大支柱”。虽然国家安全层次丰富，但并非一个发散的概念。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可见，国家安全的“六大支柱”是一个有机整体，外延扩展而内涵收敛，始终围绕着利益这个核心在运转。作为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关键手段，金融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子系统，更是贯穿于实现“总体安全”的各个层面和进程始终。

　　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从历史实践看，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讨论，最终都是围绕国家利益来展开的。历年美国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均明确强调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宗旨。笔者认为，国家安全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复杂系统，既涉及相对于外部主体的主权利益，保障国家领土不受侵犯，意识形态不被颠覆，军事国防不受威胁，经济发展不受制约，社会文化不受侵蚀；同时也关注内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要，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

　　2013年，在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并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明确细致的解读，提出了集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体现了当前我国的核心利益诉求。2015年《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明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根据对外对内各种利益之间的关联性，可以将国家利益归纳划分为核心价值、军事国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生态资源六个方面，从而构成了国家安全的“六大支柱”，即核心价值安全、军事国防安全、政治社会安全、经济金融安全、科学技术安全、生态资源安全。其中，核心价值安全是关键，军事国防安全是保障，政治社会安全是根本，经济金融安全是基础，科学技术安全是引领，生态资源安全是前提。

　　对于国家安全而言，实现“六大支柱”所关注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恰恰与金融的功能不谋而合。金融能够以“资金融通”的方式，为“六大支柱”提供有力支持，如人体系统的血管一样将资源营养顺利运输到达六大支柱器官，保障各支柱器官的健康运转。正如通过分析人体血象异常能够提前发现疾病一样，当国家安全系统面临威胁时，金融又能通过资金流动的异常数据提前预警风险，有利于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此外，一国还能通过金融制裁、提高融资成本、冻结资金、“反洗钱”等金融方式主动出击，将“免疫细胞”送达“疾患”处，直接消灭危害安全的各种因素。金融能够引领国家战略，推动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为经济外向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权提供支持。

　　金融是新时期国家安全的时代内涵

　　观念决定行为，观念影响结果。国家安全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府对于国家安全的系统性理解和认识，即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观包含了五重内涵：第一，国家利益是什么；第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是什么；第三，对国家安全产生冲击的威胁有哪些；第四，应对威胁的防御手段有什么；第五，反制威胁的进攻手段有哪些。短期内，国家安全观是稳定的，一旦形成就会逐步自我强化，持续显现于国家行为中，并最终改变国家安全的现状；长期内，国家安全观则是动态发展的，时代背景、威胁来源、国家状态和利益取向的变化会潜移默化改变政府观念，最终量变引发质变，带来国家安全观的升级更新。

　　观念是主观的，带有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深刻烙印；观念又是客观的，受到时代潮流和世界趋势的深远影响。决定国家安全观动态发展的，是时代观、认识观、战争观、发展观、利益观和战略观的综合演进。从中国的角度看，一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始终是稳定的，因此，中国国家安全观具有区别于西方的较高传承性，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并不会必然带来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改变；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领导人对国家利益及其实现手段的认识也在不断充实和更新。综合来看，根据量变引发质变、环境主导变化的划分原则，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动态发展经历了三个个性鲜明的阶段：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和习近平时期。其中，邓小平时期包含了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人对国家安全观的理论贡献，由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期间的内外环境和国家整体发展理念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传承性，我们将这一阶段统称为邓小平时期。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阶段转变，集中反映了相应时期中国主流时代观、认识观、战争观、发展观、利益观和战略观的观念演进。从毛泽东时期到邓小平时期再到习近平时期，金融在中国国家安全观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在习近平时期，金融集中体现了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全球趋势的主流方向、社会发展的关键诉求、和平崛起的重要手段和寻梦追梦的可行路径。综合而言，金融是习近平时期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时代内涵，以金融手段为核心，是当下中国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实现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

　　金融是新时期国家安全的实现手段

　　首先，金融是调整资源配置、支持国家安全的高效利器。过去三十多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有力地发挥了协调利益关系、优化资源配置的优势，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支持力量，有力地维护和促进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深水区”，更多的风险不可避免，充分发挥金融在资金供给、效率供给、信息供给、政策供给方面的多渠道功能，为国家安全领航、护航是新时期中国的客观选择。

　　其次，多元化融资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资金支持。多元化融资体系能够为一国文化产业、军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走出去”产业、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巩固提升文化软实力、军事硬实力、科技新实力以及经济远航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依托网络平台以更便捷的方式、向更广泛的资金持有者融资逐渐兴起，目前许多文化产业、创新产业都开始尝试这种融资方式，未来或能为更多的国家安全相关产业、企业提供支持。

　　再次，多层次金融创新提升国家安全系统运行效率。金融创新在金融发展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盈利动机的引导下，适度、可控的金融创新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金融创新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信息技术主导下的金融技术创新、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基于行业理念变革的金融服务、金融业务的创新，同时也包括金融市场、金融企业的创新，此外还涉及金融体系、货币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对于国家安全而言，多层次、多领域的金融创新也是提升各项子系统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

　　此外，多维度金融数据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关键信息。天然具有数据属性的金融业，能够通过多维度金融数据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关键信息。金融账户的开设与变动信息为国家安全系统提供重要监测对象，是“六大支柱”所需信息的重要载体。金融账户的异常资金流动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预警信号。金融市场上相关资产价格的重大变化也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关键信息。此外，随着金融机构将大数据转化为信息和知识的速度与能力不断提升，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挖掘和应用，以及整合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及内部系统数据、社交媒体网络行为数据和各种外部公共数据，大数据可以为信贷征信提供风险评估，判断金融环境变化及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还能为反洗钱、反欺诈等提供重要的预警信息，为提前应对安全隐患提供支持。

　　最后，差异化金融政策充分发挥支持与制裁双向功能。在支持国家安全“六大支柱”的相关产业发展时，可以通过带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优惠金融政策，在投资、担保、贴现等方面给予支持，并通过信用保险、存款保险、利息补贴等措施激励这些产业创新发展，巩固和提升“六大支柱”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与此同时，金融政策也不仅仅是“支持”一方面，也具有制裁、惩罚的功能，同时运用差异化金融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对于国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系统运行的因素，可以通过限制性的金融政策使其保持在适度、可控的范围内，避免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对于来自外部的威胁或者潜在的危害，可以通过有效的金融制裁措施予以惩戒。

　　金融力促国家安全的战略思想

　　在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中国该体现怎样的整体战略思想？笔者认为，在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和建设之旅上，大量质朴务实、行之有效的中国智慧已经经受了实践检验和历史沉淀，对于以金融手段为核心构筑国家安全战略依旧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在借鉴这些中国智慧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金融力促国家安全的核心战略思想：积极防御、蹄疾步稳、亲诚惠容。

　　积极防御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解决了防御中的进攻、进攻中的防御、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以及打与走、进与退、歼灭与消耗、局部战与整体战、运动战与阵地战等一系列矛盾关系，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和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一个闪光点。在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过程中，积极防御是首要战略指导思想，其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乱中有为。要认清国际金融体系在混乱中曲折发展的历史趋势，发挥金融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引领作用，积极有为，大胆作为，主动作为。二是底线思维。要树立稳健、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在外部引导混乱，在内部避免混乱”，把控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三是顶放结合。要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将“抵御”和“吸收”辩证结合，在经略周边过程中将“走出去”和“引进来”深度结合。

　　蹄疾步稳是邓小平以来几代领导人改革理念的核心。蹄疾步稳是指“深化改革既不能瞻前顾后，又不能硬碰乱闯”，和“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提法一脉相承。在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过程中，蹄疾步稳是重要战略指导思想，其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痛下决心“干成事”。既要发挥金融作为产业改革催化剂的重要作用，也要将金融改革果敢地向纵深推进，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和金融市场深度建设。二是稳住心态“不出事”。要以最大化综合效应和最小化伴生风险为目标，妥善安排具体金融改革次序；要以适应金融需求变化和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目标，稳健选择合适时机推进综合化经营和资本项目开放；要以满足实体经济需要和平稳物价水平为目标，适时适度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工具创新，优化政策搭配，疏通政策传导，强化政策效果。

亲诚惠容是中华民族外交理念的四字箴言。2013年，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在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过程中，亲诚惠容是重要战略指导思想，其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随世而制。金融要在力促国家安全中发挥引领作用，要用金融手段打造命运共同体，实现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利益共赢。唯有追求共赢，才是顺应时代潮流、力促国家安全的根本。二是先予后取。中国要有先付出再回报的大国风范，要借鉴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日本推行黑字还流政策的先行经验，勇于先予后取，用包容心态和惠人理念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三是以德服人。建设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安全体系，中国势必要以德服人，展现出稳定性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