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力：“金融+”与价值观安全

本文将讨论三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在新时期下维护核心价值观安全要以金融为抓手?其次，金融对于巩固价值观的观念基础、强化价值观的文化传承能发挥什么作用?最后，如何运用金融力促价值观安全?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沿着如下逻辑展开探讨：核心价值观安全的重要性→从价值取向看金融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金融维护核心价值观安全的优势→金融维护核心价值观安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金融力促核心价值观安全的具体战略。

　　一、坚守核心价值观需要发挥金融的安全效应

　　在国家安全系统中，核心价值观的安全涉及意识形态层面，关注文化传承与社会“最大公约数”，是国家安全的灵魂支柱(张红力，2015a)。在新时期下，重视金融手段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时代要求，维护价值观安全必须发挥好金融作用。随着世界地缘政治、社会发展、经济演化、业态成长对金融提出更高要求，“金融+”作为力促国家安全的一种新型金融生态正在逐步形成。

　　(一)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安全的灵魂，是民族传承的精髓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对该国社会发挥根本性指导作用，影响人们行为取向的、最根本的价值目标。一般而言，核心价值观既包括了维系国家民族灵魂的意识形态，也涵盖了积淀着历史上全部智慧和文明成果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全国民众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习近平主席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 (中共中央宣传部，2014)。意识形态统率着全体社会成员行为的一致性，关系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表面上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正逐步成长为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Nye，2004)。基于意识形态与文化形成的价值观，有利于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激发民众团结奋斗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凝聚全社会民众的力量，最大化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

　　对中国而言，核心价值观关乎国家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从意识形态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中国国情结合，领导人民结束了百年屈辱，逐步走向伟大复兴。历史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历尽沧桑与磨难的正确抉择。从文化看，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没有中断、连续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强大传承力、凝聚力即使在西方也获得广泛认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更是为中华民族的“唯一持久”而赞叹。从“最大公约数”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依法治国、普惠包容、共同富裕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追求。

　　对于中华民族，维护核心价值观安全是实现伟大崛起的最基本前提。基于上述三方面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不同层面凝练出我们判断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准则。“以人为本”、“以和为贵”集中展现了我们长久形成对内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对外包容共享、合作共赢的核心价值追求。许多西方学者所认可的秩序良好社会“三要素”——国家、法治、问责都存在于中国历史的基因中，是我们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安全受到威胁，甚至被颠覆，中华民族的传承将面临中断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中华文明历史的终结。

　　(二)金融的价值取向应与核心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

　　从本源来看，金融的诞生是应实体经济之需，在实体经济的借贷行为和买卖交易过程中提供中介服务，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程实，2014)。但随着金融的深化发展，参与主体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对金融产生反馈效应，使金融形成极富个性的价值取向，并呈现层级、阶段、程度的不同。例如，在参与主体单纯追求利润、财富最大化目标影响下，金融就会逐步脱离本源意义，转向过度运用衍生工具、富有博弈色彩甚至赌场性质的“超级衍生模式”。就连美联储前主席保罗middot;沃尔克都认为，这种价值取向的扭曲违背了金融的本原，并多次导致了金融危机和金融动荡。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监管机构及社会民众都对金融的价值取向以及金融如何发挥更广泛的作用给予了高度关注。各国金融界也努力平衡经济价值、股东价值和社会价值三重目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中国，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众多金融机构长期致力于推动经济转型，助力民生改善，热心慈善公益，倾力回报社会。由此可见，回归本源、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对金融价值取向的一致要求。只有坚持正确的义利观，金融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追根溯源，金融一向是有价值取向的，是推动某种价值观的工具之一，其最本质的内容是国家利益。新时期下，金融决策不应仅仅是技术性、专业性的，也不应只以是否盈利赚钱来评判，而要反映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从安全角度看，金融不仅应关注自身的安全，还要发挥金融的安全效应，与核心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

　　(三)金融维护价值观安全具有独特的能动优势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地缘政治演变对金融力促国家安全发出切实的呼唤。从国家社会发展看，以金融为核心，引领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全面发展，提升综合实力也是新时期的客观要求。从宏观经济演化看，金融与实体经济以创新方式深度融合的现实日渐凸显。从金融业态成长看，信息化、综合化、国际化的行业未来更是要求金融创新突破。“金融+”作为一种新的金融生态，正是顺应国际地缘政治、国家社会、宏观经济以及业态成长对金融的呼唤。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更是时代的灵魂(时吴华，2015)。在新的形势下，金融所特有的资源配置与风险管理功能，使其不仅仅是被动地从属于国家核心价值，而且在维护核心价值观安全、实现利益最大化方面具有明显的能动优势。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时期，面临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发挥金融的安全效应，将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相结合，以金融维护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以金融促进文明交融，造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是一项关键命题。

　　邓小平曾指出：“中国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别人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95)。中国历史上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部分西方国家倚仗金融资本，对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强势开展意识形态侵蚀与文化渗透，试图颠覆其核心价值观。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世界其他国家文化认同、文明认同的考验。将金融与文化相结合，运用金融手段抵御“文化霸权”、提升文化软实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通过金融渠道推动文化交流、促进文明交融，是新兴市场国家最大化核心利益的重要途径。

二、巩固价值观的观念基础必须重视金融战场

核心价值观并非凭空产生，意识形态是价值观的知识与观念基础。习近平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世界上并不缺乏意识形态失守、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案例，如苏联;同时，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部分西方国家结合金融手段在中东欧一些国家策动“颜色革命”。这些缺乏法治、政府治理能力明显不足的国家，被强行推行所谓“西式民主”，最终导致价值观混乱、政权倒台。

　　(一)意识形态较量从高政治领域向低政治领域深化

对于一国而言，意识形态是制度体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具有强烈价值倾向的信仰体系，能够成为凝聚社会资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一旦意识形态崩溃，可能会带来比经济方面的崩溃更为严重的后果，甚至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在20世纪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尖锐斗争。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变得更加复杂、激烈，从显性对抗逐渐向隐性渗透转变，从高政治领域向低政治领域深化。

　　21世纪初，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发生的所谓“花朵革命”，就是在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支持下策动的一种价值观渗透行动。最终的结果却是，人民不仅未能迎来真正的民主，反而陷入社会动荡与混乱，个别国家甚至再次陷入独裁者手中。近些年，突尼斯、埃及等地也出现类似的事件。种种手段花样繁多、渠道多元、技术含量高，难以被察觉，难以被防范，值得警惕。

　　(二)金融成为西方国家干涉别国政权的一项重要手段

　　虽然西方对民主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其民主的推行亦经历了由富人到大众，再到妇女、黑人的漫长过程(Katzenstein，1996)，但在面对中东欧国家时，部分西方国家却站在所谓的“普世民主”高度，结合各种金融手段开展价值观渗透，干涉别国政权。

　　一方面，结合金融手段营造“内忧外患”。历史经验表明，对目标国资本家和财团进行金融威胁与资金控制，是开展价值观渗透的常用手段，使用长臂司法管辖等政策进行经济金融制裁更是个别霸权国家的重要手段，利用经济金融霸主地位进行市场打击则是西方国家的撒手锏。

    另一方面，凭借金融控制力胁迫“军政反水”，加速目标国家政权倒台。西方国家利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和领先科技优势形成较强的控制力，凭借广泛的信息优先和主导权、专门的金融信息情报系统、专业金融监控项目以及专业交易阻断人员，垄断金融信息资源，详细掌握他国关键人员的情报，用以胁迫目标国家“枪杆子”变心。在2010年“阿拉伯之春”和乌克兰“二次革命”的关键时刻，西方国家正是通过“冻结官员海外资产”等手段，准确击中枪杆子(军队)和刀把子(警察、情报)等专政部门要害，促使国家专政机器“倒戈”，加速政权“倒台”，不费一兵一卒，兵不血刃颠覆政权。

　　(三)金融是新时期中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战场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实力不断壮大，引起部分西方国家的忧虑。个别国家更将中国视作其霸权力量的最大挑战者，企图结合金融手段在中国开展价值观渗透，使新时期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挑战。

　　一是作为“幕后金主”资助国内个别非政府组织(NGO)，以潜移默化的“和平手段”渗透。在个别NGO参与民间活动过程中，试图策动民粹主义抬头，动摇国内民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信仰。

　　二是以“利益手段”拉拢扶持各种违法势力。企图借用个别宗教的力量培植战略内应，诱导不明真相的学生、群众制造群体性事件。

　　三是以“网络手段”鼓吹各种极端价值观念，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在舆论上恶化国有经济、国有金融机构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开展新媒体意识形态入侵(Reveron，2012)，与我主流媒体争夺虚拟空间话语权，冲击我思想文化阵地。

在此背景下，金融正在成为新时期中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新战场。充分发挥金融的安全效应，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念基础、防范外部意识形态渗透至关重要。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看，以金融为核心，引领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全面发展，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实力。金融与实体经济以创新方式深度融合，为以公有制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创造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手段。金融对资源的高效配置、利益的合理协调，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最终实现。

三、强化价值观的文化传承亟待金融的有力支持

　　毛泽东曾指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如果一个民族、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遭遇威胁甚至侵略，必然会带来深刻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作为五千年来唯一一个持续传承至今的人类文明，中华文化包容并蓄、历久弥新。高效运用金融支持手段，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持续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有益成分，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我们价值观的文化传承力。

　　(一)世界“文化霸权”威胁中国价值观的文化传承

　　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并非始终以平和、融洽方式进行，其中不乏暴力式的文化清洗。二战后，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乃至交锋更加频繁，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特征逐步显露。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面临着被侵蚀、被渗透的风险。

　　新时期下，世界“文化霸权”主要从三方面对中国价值观的文化传承形成威胁：

　　一是垄断世界话语体系。在英语成为全球主流通用语言的背后，是西方对世界话语体系的垄断。长期处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下，不仅中华民族语言的纯洁性面临威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更多触及民族本源的因素将面临被同化、被颠覆的风险。

　　二是鼓吹“中国威胁论”。西方国家大肆宣扬所谓的“文明冲突论”与“中国威胁论”，企图通过国际舆论的外部压力冲击中国价值观的文化传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认为，作为儒教文明发源地的中国，未来将是西方文明面临最大威胁之一(Huntington，1996)。

　　三是开展多维度信息渗透。利用对国际重大事件叙述和诊释的话语权，以主观臆断、夸大事实、混淆视听的方式吸引中国读者听众，为西方利益服务。凭借互联网技术和信息优势，企图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营造社会责任意识淡化的文化环境，动摇其价值观、世界观。

　　(二)金融资本引发文化软实力竞争“马太效应”

　　发达国家“文化霸权”不同于文化交流，重在利用金融资本对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强势开展文化输出与价值观渗透。在“文化霸权”格局下，文化资源逐步向经济实力更强、市场更发达的地方流动，导致文化传播上的“马太效应”，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被不断削弱(罗宁，2014)。

　　金融资本支持文化输出的典型例子是好莱坞。在华尔街的大力支持下，好莱坞吸引了全世界电影精英人才，同时也融入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轨道，为美国在全球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提供平台。此外，日本构建了以财政资金、民间基金、银行低息贷款等为核心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支持动漫产业发展;韩国通过文艺振兴基金等专项基金及大型企业金融财团，利用资本市场为电视剧产业发展融资，向海外输出韩国文化。

　　(三)增强中国价值观的文化自信亟须金融支持

　　近年来，在中国政府政策以及多元化金融支持下，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诸如“风水”等代表性词汇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经典古训，曾多次被发达国家官方所使用。且不论其应用是否得当，却是从侧面证明中华文化正在获得愈来愈多的认同。未来更好、更有效地运用金融手段，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宣传我们的文化，让世界人民正确认识、更多认同中华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业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强。中国文化产业可抵押资产相对有限，传统融资渠道难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规模偏小，竞争力不足问题凸显。加之中国文化市场尚缺乏成熟、有效的规范，无序竞争现象频发，国际营销网络不健全，文化“走出去”策略缺乏实效。此外，还存在一些为追求票房、实现商业利益对个别低级趣味的商业微电影投资过度现象。为防范文化霸权对中华文化的侵蚀，为避免国内民众价值取向受不良文化的影响、被颠覆，应充分运用好金融工具、富有针对性地进行金融创新，丰富文化产业融资渠道，打造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硬功夫”，增强文化自信、自觉、自强，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有益成果，保障价值观的文化传承。

四、金融力促价值观安全的战略设想及建议

　　政治关系是易变的，经济利益是长远的，文化信仰是永恒的。抛开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以金融手段夯实价值观安全的内部基础，巩固价值观安全的防御实力，打造“走出去”的命运共同体，以金融方式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交融，是新时期中国最大化国家利益、力促价值观安全的关键战略。

　　(一)从总体安全观的高度确立金融力促价值观安全的战略思想

　　核心价值观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灵魂支柱”，对国家安全系统的其他构成要素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引作用。金融是新时期国家安全的重要抓手，在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过程中，需要做好金融力促价值观安全的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好金融的资源配置、资金输出、创新引领、信息集成、制裁反制等功能。

　　首要任务是迅速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树立全局一盘棋的思想，以积极防御的思想精髓应对意识形态渗透带来的挑战。一是要深刻认识到被动防御的危险性。部分西方国家在中国试图开展意识形态渗透是其实施“和平演变”的又一种新手法。要从国家利益与政治安全的高度，敏锐鉴别价值观渗透的危害，在巩固防御的同时主动出击。二是应对意识形态渗透不能一盘散沙，要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以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为原则，统筹金融、经济、立法、外交、情报、宣传、网络管理等部门，综合有效应对价值观渗透的挑战。

　　与此同时，应紧密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与政治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安全对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保障作用。首先，文化安全意味着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生活能够不断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能够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是文化安全的最关键与最根本的意义所在，容不得丝毫的侵蚀，更不能颠覆。其次，要树立富有时代意义与创新价值的文化安全观，提倡积极文明传承，增强文化自信。第三，要提高对文化安全的资源意识，通过金融工具统筹配置文化资源，发挥好金融的安全效应，积极主动应对西方文化霸权对文化资源的侵占、对中华文化的侵蚀与渗透。

　　(二)以金融治理思维夯实价值观安全的内部基础

　　金融活动的同时是引领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充分运用金融方式服务国家战略是金融治理思维的重要体现。维护价值观安全，需要持续巩固核心价值观的内部认同，夯实价值观安全的内部基础。应通过金融方式实现核心价值观的内部共鸣，巩固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利益基础，以市场化规则引导民众共同努力，以共同富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崛起。

　　一是以金融协调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核心价值观的内部共鸣。运用金融方式促进国家、民族和个人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丰富多元的金融方式将可以引导13亿鲜活生动的个人价值追求百川汇海，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二是以金融协调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巩固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利益基础。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犹如在大海中航行的一艘超级巨轮，每一个人都是这艘巨轮上的船员。中国巨轮航行中的安全与稳定需要每一分力量。金融可以协调个体与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团结13亿人的力量。例如，一个健康运行的资本市场既可以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便捷的融资渠道，也可以让留有余钱的居民享受企业发展的红利，最终实现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

　　三是以金融促进机会公平，以市场化规则引导民众共同努力。一个成熟的金融体系，可以为居民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居民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个人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中国金融体系在促进机会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小微企业贷款、供应链金融为居民创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是以金融促进结果公平，以共同富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崛起。近年来，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种类型金融机构通过大大小小的金融创新产品，有力地促进了财富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为改变社会不公平现象提供了有效途径。未来应进一步用好金融手段保障国有资产安全，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阳光大道。

　　(三)以金融底线思维巩固价值观安全的防御实力

　　维护价值观安全的战略指导需明确体现底线思维，尤其是近年来意识形态较量从高政治领域向低政治领域深化的背景下，应将“积极防御”、“蹄疾步稳”的战略思想，富有针对性地贯彻到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战略中去，通过金融手段加强防范意识形态渗透，防御文化霸权侵蚀，坚守国家利益的底线，巩固价值观安全的防御实力。

　　一方面，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应对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苏联遭遇的“和平演变”以及中东欧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可能会以一种新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味回避可能使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较大威胁。积极防御意味着以随世而制的底线和危机思维应对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需要加强金融对外防御的顶层设计，大力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为中国进一步崛起和成为金融强国打下坚实的战略基础，增强中国应对复杂国际形势与经济金融博弈、防范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针对在中东欧国家曾发挥重要推手作用的NGO，应加强甄别，顶放结合。既要支持合法NGO在允许范围开展活动，更要防范非法NGO扰乱社会，发挥好金融维护国家安全、力促价值观安全的积极效应。

　　另一方面，以“蹄疾步稳”的战略思想打造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硬功夫”。一是有效发挥金融调节资源配置、服务经济社会的功能，以充足的资金支持夯实文化产业的“硬基础”。二是综合运用投资、贷款、债券、租赁、证券等金融方式扩宽文化产业融资经脉，培育文化产业的“强功力”。三是以灵活的金融创新打造文化产业的“妙招式”。与西方“文化霸权”过招，除了依靠持续自身坚实的基础和不断提升的功力之外，应对文化侵蚀的方式方法同样重要。此外，还应以差别化金融措施抵制低俗文化，传播“正能量”。以严格有效的金融措施切断利益链条，力争将低俗文化涌动背后的利益动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四)以金融强国思维构建“走出去”的命运共同体

　　亨廷顿以“文明冲突”为中国走向世界设下了似乎不可迈越的“门槛”，但他却忽视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早已形成了包容、兼善的特点。儒教的确起源于中国，但佛教、伊斯兰教同样在中国得到了良好发展。中国核心价值观与世界人民的价值追求并不冲突，应以强国思维发挥金融优势，一方面努力占据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独特的中国风度、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中国特色，为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打足底气;另一方面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有益成果，以金融外交培养政治影响力与主导力，以金融价值链构建“走出去”的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文明赢得世界认可创造有利条件。

　　从目前来看，充分发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作用，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建设“走出去”的命运共同体，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合作共赢，是中国获得战略主动重大契机(张红力，2015b)。金融服务“一带一路”的同时，要积极发挥其经验引领作用，有效利用中国金融机构在适应各国政治、文化和法律框架并有效开展务实经济合作方面积累的大量经验，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充分掌握信息、合理把握尺度;积极发挥专业引领作用，通过金融机构“以点代面”式的业务引领，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在具体实施路径上有序推进;积极发挥模式引领作用，向沿线国家广泛传播消化西方智慧、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发展的中国经验;积极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急先锋和中华民族“圆梦”的主心骨。同时，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集中金融力量建设“走出去”的命运共同体，将“创新思维、创业心态”贯彻到底，用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运作将“一带一路”国策贯彻到行动、落实到细节，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优良文化的特点，促进中华文化精髓走向世界。

　　需要强调的是，应通过金融手段实现利益共享和金融反制相结合，促进合作国家实体经济与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度结合，在共赢模式下切实提升中国在周边、区域乃至世界的金融控制力与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对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要加强金融合作，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共同开放、谋求共赢，在发展中促进文化交流，赢得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也要运用好金融反制措施，在对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反水做好预警与防范的同时，以金融反制与利益引导相结合，倡导鼓励合作国家坚持自身的价值观和利益观，不受别有用心的媒体舆论误导，保障对外合作的稳定性，维护国家利益不受侵蚀。

五、小 结

　　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安全的灵魂，是民族传承的精髓。金融一向是有价值取向的，是推动某种价值观的工具之一，其最本质的内容是国家利益。顺应国际地缘政治、国家社会、宏观经济以及业态成长对新金融生态的呼唤，新时期下金融不仅应关注自身安全，还要充分发挥“金融+”的安全效应，与核心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巩固意识形态基础，增强文化软实力，力促价值观安全，造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金融责无旁贷。

政治关系是易变的，经济利益是长远的，文化信仰是永恒的。以金融方式凸显价值观的包容特征，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交融，是新时期中国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关键战略。应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做好金融力促价值观安全的顶层设计，夯实价值观安全的内部基础，巩固价值观安全的防御实力，构建“走出去”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