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防御价值歧义的陷阱

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实现全部政治理想的基础思想。它说：“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反过来，此书又提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命题。

这个在逻辑上未必经得住推敲的命题却为许多代的中国士人所信奉。修、齐、治、平，是中国封建社会士人的最高人生理想。只是在道德层面上，个人是高度受重视的。至于个人的正当利益，却少有论述。儒家的第二号人物孟子提出“义利之辩”，他轻视“利益”的观念，而强调“道义”是高于一切的，儒家还提出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命题，认为为了道义原则而牺牲生命是最崇高光荣的事。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修齐治平”的理论人们讲得少了，共产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更侧重的是社会的制度方面的变革。但是对于家庭的重视却是一直很少变化的。中国古典的八种美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前两种就是专门讲家庭和血缘关系的。儒家学说首先不是人权的学说而是人的义务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存在与他人，特别是与自己的亲属的伦理关系的链条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有相应的义务；如果各安其位，各行其义务，这个社会就是清明和太平的，反之就将是灾难。甚至婚姻的基础也不是爱情，而是伦理义务。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与历史发展中，少有多元制衡的观念与实践。适应着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与严格的尊卑长幼秩序，儒家强调的是中庸之道，即通过抑制极端主义的偏激做法来维持社会的平衡。历史上中国人提倡忠君，同时又抨击暴政，要求君王爱民如子，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样，在提倡孝敬父母、师长的同时，提出“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儒家的理想包括了被统治者的忠诚与驯服，但它的前提是统治者的仁爱、谨慎、宽容和在道德教化方面的表率作用。至今，中国的执政党仍然时时强调党员干部的身教胜于言教；至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而无产阶级由于一无所有，由于失去的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所以是最大公无私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个人利益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革命利益。解放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周恩来为“学习雷锋”题词时提出要“公而忘私”“奋不顾身”。毛泽东的“老三篇”上出现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法。中国报刊上还出现过“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提法。“文革”中，提出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当时有许多说法提倡大公无私。如“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把有限的自我，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等。对个人利益的极端漠视，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妨碍了文化、科学、艺术的繁荣。

　　早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人们已经提出张扬个性的启蒙主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大发展以来，人们更倾向于合理地界定与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注意运用个人利益原则来刺激劳动的积极性。在文化艺术上发展与张扬个性也被各方面所认可。与此同时，又产生了见利忘义、贪污腐化、道德滑坡、信仰危机以及社会犯罪现象有所增加的问题。中国的执政党与政府，则一直强调集体主义与继承革命传统，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希望能建立起一个富裕而且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迄今为止，这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总之，中国的文化传统比较强调群体和集体，强调个人对自身的道德约束与个人对集体的奉献直至牺牲，这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有所不同。如今，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社会理想正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远非一帆风顺和轻松愉快，相反，这是一个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充满了价值失范的陷阱与价值歧义的冲突的过程，对这个过程做出轻率的判断和干预，是危险的。但中国永远不可能全盘西化，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同时中国必然走向现代化，必然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念的整合，并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做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贡献。今，中国共产党选拔干部的标准仍然是德才兼备，就是说，把一个人的道德表现、道德形象，视为担任干部的首要的条件。“仁政”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