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一带一路”需要加上“一洲”

“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心是促进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加上“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非洲战略，促进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洲。“一带一路一洲”战略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造血”机制，同时有利于中国自身。落实“一带一路一洲”战略需要中国企业提高素质，同时需要政府集中力量，可考虑成立对外发展合作部。

2009年我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期间有过新马歇尔计划的倡议。当时发达国家陷入金融危机，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复苏。但是结构性改革在短期内会压低消费、扩大失业，在危机后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推行起来政治上面临很大阻力。此次危机在发达国家同时产生，预见国际货币组织传统的贬值、援助等帮助危机国创造结构改革空间的方法都无济于事，因此我在2009年初提出一个全球复兴计划，主要内容是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会消除增长瓶颈，促进所在国的经济增长，还会拉动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出口，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是一个双赢的战略。

之所以提出这个计划，是因为不仅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还有改进空间，而且，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非常差。发达国家与其以财政赤字发失业救济不如把同样的钱用来支持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主权基金、退休基金、中国及石油输出国的外汇储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收益率很低，不如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上述建议在提出以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2010年20国集团首尔峰会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列为发展共识的第一项，后来的峰会也多次强调。如今中国 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率先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全球做出了榜样，这是一个既有利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共赢倡议，欢迎其他国家包括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加入。

“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和建筑材料的供给上，中国有比较优势。此外，“一带一路”战略还可以扩大中国外汇储备的使用范围；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培育我国出口增长点；“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这一战略也有利于中国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

在“一带一路”战略基础上，有必要加上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上任伊始首次出访在非洲提出的“中非共同体”的非洲战略，成为“一带一路一洲”。这是因为，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中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工资上涨，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大量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将逐渐转移出去。自工业革命以来类似的转移已有多次，为承接国创造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这次转移的新特点在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庞大。按照2014年公布的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是1.24亿人，相当于在1960年代日本劳动密集产业向外转移时的12倍。世界上能够承接这么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地方只有非洲。非洲有10亿人，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年轻人比例高，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非洲方面，已有2012年华坚鞋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厂，当年创造2000个就业，使埃塞俄比亚鞋业出口翻一番成为埃塞最大出口企业的成功的案例。

“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为主，以经贸合作为辅。在非洲，可以是产业转移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就像车子的两个轮子一样，他们可以成为对外发展合作的两个支撑点。

这种双轮驱动的发展合作方式对国际发展有很大意义。在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设立了很多多边、双边的发展机构，比如联合国开发总署、世界银行、美国援外总署等，但并没有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从二战以后到现在，在近200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中，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行列。原因是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和建设基础设施的阶段，在这两方面不具比较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只能采取输血式的援助，附带很多条件。通过“一带一路一洲”战略，中国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增长瓶颈，引入“造血机制”，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发展起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描绘的“百花齐放春满园”愿景。

“一带一路一洲”战略面临不少挑战。一方面，中国企业没有做好走出去的准备。“走出去”战略在2001年才提出，国内外的政治、金融、法律环境都不一样，很多走出去的企业最终失败。这需要企业提高素质，也需要政府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合作政出多门，有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等，还有进出口银行、中非基金、丝路基金等。他们都有对外援助资金，结果是力量非常分散，不能集中使用。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一个统一协调对外合作关系的对外发展合作部，来把资源组合起来，改变我国国际发展合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