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化价值取向

黄仁伟（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2013年，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建议。在去年11月的十九大上，我们就把它改成了国际合作的机制，从“一带一路”变成国际合作的机制，就是从一个提议变成了一个行动平台。

那么，“一带一路”有什么样的新的意义呢？

它是经济全球化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原来主要是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一个是东端，一个是西端，但是在中间，基本上仍然远离于全球化。有了“一带一路”，我们将所有这些地方连接在一起，中间那些就也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机遇，现在我们建立越来越多的走廊，比如说像中巴走廊，中缅走廊，中国新加坡走廊，还有中国和中亚的走廊，中国、俄罗斯、蒙古走廊，印尼爪哇这个高速铁路项目等等。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跨大陆的铁路，所有的都跟中国的铁路网连接在一起。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些早期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走廊沿线的国家，已经受益于这些项目了。欧亚大陆，基本上都可以受益于这些项目。这还只是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就是到2020年之前，中期到2030年，后期到2040、2050年。现在，中欧也加入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项目，它将会扩展到更多的地区。而且，有了“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机制，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这种全球治理。

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不同的，比如说“一带一路”基本上都是直接投资，而不是热钱的流动。同时呢，它也是中国开放的一个新的阶段。过去四十年里，我们基本上是出口型的发展，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基本上也是制造业的开放。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我们新的开放战略将集中于出口和进口，进口现在变得会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新的平衡。资本的双向流动，从内向外流和从外向内流，将来主要是集中在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两天前，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了一篇新的讲话，就是关于服务业的开放的，主要的开放的领域从沿海到内陆地区。我们可以看到，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它们都非常活跃地开放。同时，我们的合作优势也在改变，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到设备，到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中国不仅仅在制造比如说玩具、成衣此类的消费品，越来越多的在做其他的商品。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风险和挑战依然存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比如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它组织了所谓的联盟，它们想要形成一种新的挑战。“一带一路”的倡议，还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挑战。比如说像恐怖主义和其他的威胁，比如说阿富汗，还有在巴基斯坦的北部等等。同时，也看到很多不确定性，包括一些政治上的改变存在于这些国家。还有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宗教，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还有环境的风险也是非常地重要。

所以，我们是一边做一边学。我们不能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不是的，我们是一边做一边学，一步一步地做。

为了深入了解“一带一路”的意义，还需要了解中国人的文化价值取向。

古代中国有两个伟大案例，一个是万里长城，是始于二千年前的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另一个是南北大运河，是始于一千年前的经济动脉基础设施。它们保证了中国统一和发展的历史走向。“一带一路”就是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发展的基础设施网络，它和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发展经验一脉相承的，也可能影响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世界历史走向。为此，需要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有助于理解中国提出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动机和行为方式。

“要想富，先修路”，是当代中国的一句流行语。基础设施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更是市场联结和产业经济带的纽带。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全国范围的基础设施革命紧密结合。2000年以来，仅仅15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就基本形成覆盖各省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远距离输变电、无线通讯、油气管线、港口机场、全球定位等立体交叉网络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逐渐形成和具备为整个欧亚大陆提供基础设施网络的经验和能力。中国的基础设施网络建成，为亚洲基础设施网络联通打下坚实基础。可以预测，通过“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在2倍至3倍于中国的时间里，实现欧亚大陆基础设施网络的全面联结即政策通、民心通、资金通、产业通、道路通，这将不是一句空话。

“积小胜为大胜”，这是中国战略文化的重要思想方法。这么一个巨大工程并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它需要30年至50年时间来实现其宏伟目标。同时，它又分解为一个又一个具体项目，由一个个地区和不同阶段组合而成的。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重要成果都是采取渐进方式取得的。中国老百姓的俗语说“一口吃不成胖子”，就是这个道理。

“量力而行”是中国人在工作中一贯倡导的稳健务实、实事求是的方法。“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非常宏大，不可能由中国一家来“包打天下”。要根据中国的能力、实力和东道国的可接受度，来逐步推进“一带一路”的具体项目。例如，中东欧国家非常欢迎“一带一路”项目到他们的国家落地，于是形成“16+1”模式。但是16个国家一起上有困难，只能从捷克、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几个国家开始，从改造陈旧铁路系统入手，见效后可以形成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项目。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就是抓住重点、兼顾一般。“一带一路”倡议的空间范围覆盖60多个国家，与中国的距离远近不同，合作伙伴的密切程度也不同。这需要选择一批国家作为战略支点，重点建设“一带一路”项目。目前的重点地区主要是东南亚、中亚等地区；重点国家主要有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尼和哈萨克斯坦等。如果我们不分轻重、一哄而上，势必出现项目成功率很低的混乱局面。

“两厢情愿”，原意是指男女之间需要双方发自内心的爱慕才能结成良姻。在“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中更是需要双方、甚至是多方自愿，绝不能强加于人，采取单边主义甚至强权主义的做法。中国方面要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选择项目，东道国也要根据各方的能力和利益相关度来进行选择。目前中国与一些国家本身的基础设施战略规划结合，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为重大项目落地奠定了基础。

“预则立，不预则废”，是指对重大事件的战略前景要进行预测和预判，做好预案，才能确定其取得成功的路径。毋须讳言，“一带一路”在其实现过程中将面对各种风险，包括安全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等等。每一个大类下面，还可以细分若干专项风险。而且每种风险都不会单独存在，而是集中风险交织共生、相互作用。中国应和东道国合作伙伴共同分析预测大项目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制定防范措施和危机反应机制。一个重大项目的建设周期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使用周期长达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进行战略预测是保证重大工程取得长期效应的前提条件。

“由乱而治”是中国政治文化理念的一个总结，讲的是“乱”与“治”的辩证关系。“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不乏动乱甚至局部战争，他们对“一带一路”的推进肯定有消极影响。动乱需要治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恰恰可以成为国际合作进行全球治理或地区治理的实验区。例如，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必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它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内容，却是其中的必要条件。打击毒品、非法移民、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可能形成新的国际合作机制。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是政府与民众、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等几种互动关系的概括。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外朋友总是有人问起，“一带一路”究竟是市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国内学者也有人质疑这是政府大包干。应该是政府倡导和推动的市场和产业一体化进程，其最终主体是企业。因为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网络，需要极大的协调组织机制，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能力是举世公认的。“一带一路”倡议要在几十个国家中落实，更需要政府间的合作机制。然而，项目竞标、投资建设、经营管理等微观主体是企业，依据的是市场规则，政府不可能充当主体。因此，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二者缺一不可。

“有容乃大”、“兼容并蓄”，这是中国文化形成过程的主要特征，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就体现为“开放、包容”。中国倡导“一带一路”，不等于中国一家单干，更不是排挤其它大国或制度、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中国不主张搞排他性的盟国体系，也不会在“一带一路”进程中扩张势力范围。西方国家从自己的历史出发来解释“一带一路”，这可以理解。但是西方也应实事求是，了解和理解中国的真实意图和行为。

中国文化提倡“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中国长期受到超级大国及其盟国体系的排挤，深受其害，不会再去重复那一套。相反，我们欢迎美国、日本、欧盟、英国等西方国家参与“一带一路”进程，它们中有的已经成为亚投行成员，具体投入有关项目。最近有些大国正则策划组成联盟，在地缘政治上控制海上通道，在地缘经济上阻挡“一带一路”的推进。其实，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中国一家不可能都包下来。我们希望所有大国都来参与一带一路，多多益善。

“海内存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古代把世界看作“天下”，把周围地区看作“海内”，天下和海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空间概念。“一带一路”继承和发扬这种空间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实行“早期收获计划”，结成各种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长期稳定的战略支点。这种战略支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基地或盟国关系，而是利益结合点、网络枢纽点、金融中心点、文化汇集点、产业链接点、资源交换点、安全保障点。这些战略支点撑起整个“一带一路”网络，是各国共享的公共产品。

“多与少取、只与不取”，这是中国的传统义利观，前提是“取之有道”。在此基础上，通过共同利益、合作共赢而建构的新义利观，是一带一路利益结构形成的伦理基础。君子并非只讲“义”而不讲“利”，关键在于讲“道”。这个“道”的基础就是共同利益，越是深厚的共同利益，则越符合道义，就越有持续生命力。中国企业要警惕自己的行为过于把盈利作为第一考虑，造成“竭泽而渔”的后果。中国和各国也要防止把“一带一路”看作是政府援助项目，对成本、盈利等基本核算手段置之不顾，造成另一种“竭泽而渔”。二者都是不可持续的。取之有道、持之以恒，此乃“一带一路”之利义也。

简言之，“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的最高价值追求。“一带一路”是以人类命运为己任的当代中国责任体现和价值追求。我们要通过“一带一路”的推进，把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同治理的实践平台，使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就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得到物质体现和社会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