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关于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若干问题

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的新特征与新要义主要有七条：

第一，党中央总书记的绝对领导，对外重大政策和战略的决策实行最高度的中央集权。

第二，中国作为大强国的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旨在促进实现中国进入世界舞台最中心，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表达的一种强烈愿望，那就是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全球治理，争取在有所选择的领域参与引领或单独引领，包括在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推进“一带一路”。

第四，以急剧增进的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更切实地维护或争取实现中国领土领海主权和陆海权益，扩展中国的战略空间。

第五，“战略机遇期”观念内涵更新。与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提的战略机遇期概念的内涵相比，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提供的战略机遇期已有重要变化，而2017年初起特朗普搞美国第一，实际上就是疏离世界，这就提供了中国的重大战略机遇，只要中国更加努力地搞好争取多些朋友的外交。

第六，更广泛和有新内涵的周边外交。包括稠密的外交交往、大得多的经济支持和开始分散出现的准安全保护。特别是，2017年年初以来，中国周边关系全面显著改善，就此而言获得了2006年以来没有过的重大成绩。

第七，对外战略决策体制和机制的更新。

然而，还存在以下六项问题：

我们大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中国特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文章和书籍铺天盖地，研究又研究，这就反而证明特色不明显。也许有些重大特色没有发现，也许特色叫多了，实际上没这么多特色。颇有特色，但没这么多。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特色、中国传统特色、中国现代特色、中国当代特色和中国新时代特色，一定要实事求是，经过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的沉淀，理论思想的验证、调整和优化。当代或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显然与区域大国外交显著不同，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必须实事求是地具体探究，我们有特色，但不是独特的。

听言观行，观行重于听言。我们对外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对我们都是如此。言行都要观察，但是主要是看行，可是我们在许多场合违背了这一点。中国在世界上的“可信性”或言行差距问题比较突出。话讲得太好反而容易给我们自己造成做不到或不能做的麻烦。

我们经常讲我们的特色包括独立自主，但哪个大国不独立自主？不独立自主还叫大国？这个不是非常恰当。还有我们经常讲和平共处，但在2017年周边外交全面改善之前，我们言行还有言内部、行内部的矛盾比较明显。不称霸，但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说我们想称霸？即使我们的朋友也觉得中国再强大以后有一点称霸的可能。难道他们都是别有用心地恶意或愚蠢短视？我们还经常讲我们的行为谨慎低调，但2017年以前除了对美国、俄国、朝鲜低调，我们还对谁低调？

世界贸易规则改变趋势我们也要注意。特朗普现在搞单边主义和准孤立主义，因而这个过程会有曲折。世界经贸规则的变迁一向是由所谓舆论来准备的，主要是各国政府舆论和经济界舆论。现在全世界总的来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致说中国在这方面有六项不对头：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中国市场准入不宽和外资投资环境不佳，国家控制中国内外经济活动（特别是政府大力发动、大力规划、大力投资、大力管控“中国制造2025”)，中国国有大公司受中国政府特惠，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往往不透明和不顾对方偿还能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不实质性地充分惠及当地国家的就业、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我认为，除了政府大力发动、规划、投资、管控“中国制造2025”不能也不可能有重大变动外，这些舆论所说的情况我们都需加以改善。

实践义利观的问题。如果在无论什么时候和无论什么场合，都要完满地实践义利观，不仅非常难，而且不应当。

最后，当前特别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在于，我们多年提倡世界秩序、特别是世界经贸秩序要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革，这样才能公正，才能合理，才能可持续，然而这不是维护和改善全球化的首要问题。首要问题在于，部分地是因为我们得利太多，发达国家相当大一部分选民即社会基础已经不要这种全球化了。特朗普这种人欧洲也很多，类似的对全球化的愤怒。如果发达国家不要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全球经贸秩序，那么你跟谁玩？我们多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讲全球化要改革，要更新，只是抓住了第二问题，第一问题没有抓住。实际上多年里相关举措过微过慢。特朗普是个残忍的战略家和精明的战术家，阶段性地集中在一个战役，然后集中在又一个战役，施加空前程度压力，空前程度威胁，间或又给你小甜枣吃。去年他在朝鲜问题和今年他在贸易问题上都是这么对待中国的。一轮又一轮，以后还有呢，特朗普这种人是绝对不靠谱的。现在必须在对美经贸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要不过不去。更重要的是，这些让步做得好，贯彻得妥当，会大有利于中国自己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在认识上有重大的短板，中国方案有重大的缺口：粗略地说，这个世界的问题不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也是中国与其余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发达国家内部的共同富裕问题。

讨论一：关于天下主义，何为中国传统天下主义？那是华夏与蛮夷之间、华夏高等人与华夏低等人之间的等级制政治/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权利全在华夏和华夏高等人这里，义务全在蛮夷和华夏下等人那里。中国自汉武帝往后，两千多年持儒教普遍主义，终于以20世纪红军长征途中途遵义会议为最辉煌界标，来了毛泽东这么一位伟大的思想革命家，宣告中国人民要走自己的道路，广而言之世界各国人民也应走他们各自的道路。从邓小平的国际主义和到习近平的国际主义，根本上这两者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首先将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不管中国国际抱负如何提升，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宣告的头号优先都是要将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

讨论二：单一元素可以统一解释中国自毛泽东领导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外道路和内外战略。然而，且不说单因论的缺陷，对外战略的特殊性、特殊机理和特殊原因何在？另外，有时候我们的重大调整是基于教训做出的，一代或一届领导任期内也会有主要基于教训做的重大调整，还有重大调整之后证明不妥再作调整的情况。

讨论三：关于“一带一路”的风险，“一路”因为中美、中印战略竞争和南海问题目前基本搞不成，而有较大进展的“一带”的最大风险在于，总的来说经过较长时间后的利润前景不怎么看好，因而中国就此而言的可持续性不怎么看好。此外还有两项主要风险：我们如果推进得太快、太猛，短时期内一下子深入接触那么多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民、不同的国家，就有可能陷入与它们越来越多的纠葛和纠纷，同时我们同有关大国（尤其是俄罗斯、印度、欧盟主要国家）的矛盾可能显著加剧。这三大风险我不是说已经成为现实，但要警惕。

（来源： 时殷弘，国务院参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政评论，2018-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