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刊发郑必坚会长署名文章

当今世界发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令人目不暇接。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自然会问：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快速发展的奥秘究竟是什么？一个正在强起来的中国，和世界怎么相处？

于是乎，问题套问题，疑虑叠疑虑，“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纷纷指向中国。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本身就包含着，为了回答人们的关切、问题和疑虑，必须做好的一件事：“读懂中国”。而“读懂中国”，包括“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一项宏大的事业。

作为“读懂中国”丛书之一的《中流击水》，是我从多年集注的角度，对当前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做出的一些思考：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大潮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进一步构建我们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在此，我愿以最简洁方式，梳理一下我关于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和平崛起问题的思考历程的一条主线。

由“大变动、新觉醒”而来的一个重大命题

集中起来说，这条主线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前提是从当前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而来的“大变动”。“中国大变动”，是指1978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世界大变动”，是指大体同时，即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结束后，世界进入以和平和发展为总背景，以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启动为特征的这样一个新时期。

与“大变动”相联系的中国“新觉醒”，实质即是以“赶上和引领时代”——面向经济全球化、面向现代化为内涵的改革开放和新时期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

由“大变动、新觉醒”而来的一个重大命题，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道路”。我对这条道路的表述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这条中国和平崛起道路为核心，展开为“中国路·中国梦·中国心”。我强调说明，之所以用“和平崛起”这个提法，乃是特指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过“温饱”、“初步小康”和“全面小康”几个段落，直到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总共大约70年以实现历史性“崛起”的，通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时段。至于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的长得多的历史时期，从头到尾，是“发展”，是“和平发展”。

“和平崛起”的提法，还有另一层特殊针对性，即回答某些国际舆论。“和平”是回答“中国威胁论”，“崛起”是回答“中国崩溃论”。与此同时，我又一贯强调提出：当今世界，不仅中国，而且“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实现各有自己特色的共同和平崛起”，我把这叫作“共同和平崛起”。今后10年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而发达国家则是“再发展”。这当中要注意一点：“两重性”——世间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有正面和负面、成功和失败的两种可能性。我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准备。

在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中国继续处于主动地位

在“大变动”、“新觉醒”和“两重性”的基础上，2002年我在论述“和平崛起”的同时，专门就如何正确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提出了“国际范围的利益汇合点，及不同层次和内涵的利益共同体”。我认为这应成为新时期构建国家间关系的长远重大命题。

至于当前国际大局，我认为中、美、俄三大国正形成不同于冷战时期那种“大三角”的关系。虽然实力不等，但大势已成，我谓之“新三角”。

至于中国当前周边形势，北线、南线很不相同，我把这叫做“两条线”。

至于各种形式的剧烈动荡和地缘政治冲突，包括恐怖主义、民粹主义等等以至传统形式的战争危险，我认为对此无需惊慌，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至于世界经济，我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未根本消除，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因素，气候、资源、粮食、金融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全球治理问题亟待解决。

国际金融危机和方兴未艾的新科技革命，又催生了世界范围社会生产力结构的重大变革。以智能、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日益展露其锋芒。各大国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动，由此又将决定各自相对地位的进一步变化。

从大国动向来看，无非三种作为：一是继续冷战思维，二是发动局部热战，三是谋求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对于前两种作为，我们第一反对、第二不怕。中国的抉择是第三种，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的基础上，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全方位地与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这里所说“全方位”，即是说，包括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洲，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中国与非洲，中国与拉美等等，而决不是排他性的。

当前最新变局，一个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掀起一大股逆全球化的思潮政潮。另一方面是新兴国家共同和平崛起势头方兴未艾。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布局展开，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正在到来。——前40年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走到尽头，世界将经过一个较长过渡期而迎来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即第四轮经济全球化。

除了其他特征之外，第四轮经济全球化将可能有两大方面特征：一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比超过发达经济体的大趋势将持续下去；二是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布局展开和长期努力，将把经过几百年历史形成的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海洋经济全球化”，推进到“海洋和内陆打通的海陆经济全球化”。

纵观天下大势，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仍然存在机遇和挑战相交织、机遇大于挑战的根本走向。在大国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中国继续处于主动地位。

“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前期的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

伴随“大变动、新觉醒”和种种变局而来的，是国际国内思潮激荡。我把这叫做“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前期的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

我认为，正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当代“诸子百家”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

我还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标志，在于中国人民生产力的伟大飞跃。围绕中国人民生产力，还有国防力、文化力、治理力的伟大飞跃。这“四大力”也即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两大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具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今天面对的最大考验是能否坚持发扬“赶考”精神， “赶上时代”进而“引领时代”，永不停滞，永不腐败，永葆革命青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金融危机、特大自然灾害等挑战和考验，难道还少吗？好在总体而言，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党没有犯大的错误；二是党能够自己纠正失误；三是党能够与时俱进，在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中勇于“到中流击水”，在充满风险和斗争的新的“大变动”中不断获得“新觉醒”，从而开辟出一条举世无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道路。

（作者为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