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与破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度分析和智库建议

全球化智库（CCG）对中美经贸关系从几个方面进行全面和比较系统的梳理，从形成原因、美方动因、争端走向等方面进行分析，报告认为：中美贸易逆差是由深层次结构性因素造成，并存在严重高估，用提高贸易壁垒的保护主义方式降低逆差解决不了问题。中美利益深度交织，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有严重的误判。中美“竞合”成为常态，着眼合作增量符合两国利益。贸易战不是零和游戏，结果是“双输”乃至“多输”，对两个国家和全人类都是伤害。美国包括参众两院也有很多反对贸易战的声音，美国国内反对贸易战态势有上升趋势，国际上对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持反对态度，中美启动对话可能性增大。

基于以上判断，报告从“贸易战”并非不可化解，如何化解贸易战“的根本点出发，提出以下建议：

1、中美在经济上都面临一些结构性挑战，中美需加快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从自身做起，在做大增量的基础上共同改善贸易不平衡现状。

2、中美贸易的统计方法要有创新，要摈弃传统的和过时贸易统计模式，中美间的贸易要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来计算，要包括服务贸易和在华投资收入等全面来看，这样不仅更加精准地显示两国所获得的真正价值，而且更加公正公平。

3、中美两国未来服务贸易有巨大的增长空间，美国有巨大服务贸易顺差来平衡中美货物贸易，包括旅游、留学、人才环流、投资移民、专利费和第三方收入、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

4、加强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效应，美国公司在华投资有巨大利益，每年在华收入高达2000亿-3000亿美元，在华有着巨大的利益。通过美国大型跨国企业、协会、智库、游说团体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缓和处于僵局的中美经贸关系，进而重新回到对话协商的轨道上来。

5、加强中美两国省/州间在基建、新兴产业、气候、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鼓励地方加强与美国各州、市政府合作，适时举办中美省/州长年度峰会、中美市长年度峰会，建立合作平台和机制，成立省/州政府合作建设基金。

6、在WTO框架下进行申诉与协商合作。中国可以在WTO框架下对美国进行申诉，又可以进行谈判，增加商讨合作的空间，探讨通过WTO等第三方机制解决争端。

7、美国需要放宽出口限制，尤其是放宽包括高科技公司在内的对华出口，实现双方的共赢，减少因出口限制带来的负面效果和不利于减少贸易逆差的局面。

8、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或新的中美贸易协议谈判，减少双方相互投资的障碍，增加彼此之间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是维护中美投资关系和经贸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

9、维护全球多边机制、推动中美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推动亚太多边合作机制形成，加快区域多边自贸体系建设。中国未来可以考虑加入新的TPP。中美为全球治理增量，在国际人才组织、国际电子商务联盟，全球数字合作方面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可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协商合作。

10、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促进双方沟通。提高对外交流水平，鼓励中美两国智库、贸易协会等民间组织、NGO发挥“二轨外交”作用，形成有效而灵活的沟通途径和对话机制，负责传递两方的声音，积极协助双方消除误解、弥合分歧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案。

一、中美贸易失衡的形成原因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贸易逆差创9年来最高纪录，达到5660亿美元。去年全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6359.7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303.7亿美元，美国自中国进口5056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3752.3亿美元。这个美方计算出来的巨额逆差，是不是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造成的呢？从贸易经济原理和中美经贸往来的事实看，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形成有以下几方面因为造成。

（一）全球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结构性问题

1、贸易逆差是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

2、美国持续下降的居民储蓄和飙升的国债拉大了贸易差额

3、现行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了中美贸易格局

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性产业。初级产业产值占中国经济比重是8%，占美国经济比重是1%；第二产业和GDP占比中国是20%，美国是12%；53%的中国GDP来自第三产业，美国则高达79%－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基础农业和制造业为主导，美国的经济结构是以服务业为主导。2016 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2494 亿美元，而当年中国服务贸易为逆差2409 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直接反映了两国在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上的互补－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美国是逆差，在中美服务贸易中，中国是逆差。2006年到2014年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以每年16.7％的速度增长，2015年总额达到330亿美元，其中包括旅游和教育（57.2%）、版税（12.3%）、交通（10.1%）、商务服务（7.7%）及金融服务（6.3%）。

4、美国出口管制进一步拉大了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原因可以说完全在于美国本身－带有冷战色彩的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一直没有改变。2001年美对华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的比重为16.7%，2016年该数字降至8.2%，这与美国科技强国地位和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现状极不相称。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低到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到对法国的水平，双边逆差最多可消减34%。

（二）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有严重的误判

1、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根据美国国会今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在全球价值供应链下，中美产品几乎都达到“中国产品中有美国零件，美国产品中有中国零件的地步”。以电子产品为例，全球有900多家工厂承接苹果公司的制造外包业务，其中中国制造厂商有358家。英特尔供应苹果的10家芯片工厂，3家在美国，2家在中国。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居于中低端。随着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和供应链的跨国发展，美国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活动与中国低成本的生产、组装环节日益紧密联系，美国企业掌握了产品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运储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从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润。从出口附加值的角度，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1年《附加值贸易》报告，中国制造出口美国的产品国内附加值仅占比46%。2016年的数字表明，高达77%的中国高附加值出口是外资企业。美国投行高盛估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仅有三成为高附加值出口产品，而高达46%为外资企业产生。

2、美方贸易统计方法过于简单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差距

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把3752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逆差当作发动贸易战的“师出有名”，从事实出发，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双方贸易逆差计量存在差异，而且数额相距较大。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对2017年中美货物贸易的统计，逆差为2758亿美元，这其中就有994亿美元的出入。其次，按照美国“原产地原则”统计，美国对香港高达320亿的顺差，以及美国从香港、澳门等地以转口贸易的形式间接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高达1000亿美元，都没有计算进中美贸易额。据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称，中美贸易真正差距应为2200亿美元。最后，如果按照附加值算，中国顺差会进一步大幅缩水。牛津经济研究中心(Oxford Economics)的研究指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有44%的“中间产品”，如果把这部分价值去掉，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50%，也就是美国对欧盟贸易逆差水平。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附加值因素，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下，2017 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 310 亿美元左右。

3、美资企业获得了中美贸易中的绝大部分利润

中国商务部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贸易顺差的59%来自加工贸易，57%来自外资企业。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可以说都是外资为主。亚洲开发银行2010 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出口的纺织服装、鞋帽等商品中，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的收益占到商品整体利润的90%。2017年我国出口金额最多的企业是郑州富士康，生产了1.04亿台苹果手机，几乎占了苹果手机全球销量的一半，金额高达281亿美元。iPhone手机在美国设计研发，但80%以上在中国组装生产。《外交政策》一篇文章测算了一台售价为999美元的iPhone X手机，来自中国的制造成本仅占其370美元总成本中3到6个百分点，苹果公司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苹果公司在海外拥有高达2500亿美元的现金和有价证券等资产，在美国国会通过税改法案后，苹果公司宣布将一次性缴纳380亿美元的海外利润税率，从海外抽回2451.6亿美元回流美国本土，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在美国投资超过3500亿美元，增加20000个就业岗位，这等于是把在中国赚到的钱又回馈了美国。而为苹果公司生产iPhone的富士康集团，则决定在美国建厂，总投资达100亿美元，为美国威斯康星州提供13000个工作机会。完全可以这么说，全球价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反映在美国。

4、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且数额巨大

美方将进口额减去出口额的逆差计量完全没有考虑到美中服务贸易的增长。在过去10年美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5倍，2017年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额为1182亿美元，其中中国购买的美国服务价值达到900亿美元，而这900亿贸易额没有体现在中美贸易计量中。美中贸易委员会(US China Business Council)指出，中国已是美国服务业出口第二大目的地，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统计为530亿美元（中方统计为547亿美元）。这部分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就被“忽略不计”了。

（三）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

1、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其重要驱动力

美中贸易摩擦，和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基础发生变化有关。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Dani Rodrik认为，贸易政策对国家内部的再分配产生深远影响。经济全球化在美国制造了“赢者”和“输家”，积累多年的分配正义问题所产生的所谓“精英美国”和“传统美国”的裂痕助推特朗普当选，所以说，特朗普现象是民意一定程度的反映。

有美国学者指出，“特朗普比从前的总统急躁，原因是他在政治上脆弱。今年，也就是2018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他必须取得一些能与1972年尼克松的伟大举措比肩的重大外交政策胜利。”为了取悦在美国去工业化进程中遭受冲击的“铁锈带”中下层选民，特朗普有意通过轰轰烈烈的贸易战方式把自己包装成“实现竞选承诺”，“为美国人出气”的“英雄”，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扩大赢面，这个显性的动机已得到普遍的认识。此外，在他就任的一年半以来白宫内部包括内阁高层发生频繁人事变动，一连串的“洗牌”之后，包括来自华尔街的Gary Cohn等一批温和派出局，现有的特朗普的经济团队核心成员带有明显的对华强硬派标签，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贸易代表Robert Lighthizer及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Peter Navarro（后者的《致命中国》一书几成美国对华贸易打击的纲领）今年3月，特朗普任命John Bolton为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Mike Pompeo为国务卿，组成美国历史上鹰派阵容最强大的一届内阁。

2、中美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的直接推动

改革开发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粗放、出口导向的高增长发展模式被经济学家归结为“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跃升中等收入国家。然而，靠资源消耗、人口红利、环境代价和薄利多销式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从宏观层面上看，出口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对于流动性过剩有一定的因素，从微观层面上看，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本优势不再，低端制造业已失去国际竞争力。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对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模式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中国经济正经历深刻的转型，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通过不断优化产业机构，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向全球产业链上端攀升。这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内核。

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也在饱受经济下行的困扰，从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数据看，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史称“4%时代”，指的是1950到1960年年代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的时期；1970年到1990年间年均增长率放缓到3.3%，第二阶段被称为“3%时代”；步入21世纪也进入了“2%时代”－前10年间的年均增长为2.7%，而2007-2017年间进一步放缓到2.3%。北大卢峰教授分析，美国经济放缓的态势造成了经济增长对强刺激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在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模型下，美国产业出现了向两端极化的趋势－一端是知识、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另一端是农业，结果就是所谓的制造业“空心化(hallowing-out)”。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1980年之前美国储蓄对投资的影响非常明显，1980年后经济增长找到了另外一个动力-借贷，很快美国在全球的借贷就达到了8万亿美元，迅速的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因此，特朗普所倡导的在许多人看来并不符合美国经济特征的“重振制造业”，是他认为过去全球化将美国经济发展路径引入歧途的“纠偏”。对中国以及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贸易伙伴的关税打击，结合大规模减税和加息缩表的经济组合拳，在特朗普团队看来，将加速全球投资向美国流动，促进制造业“回归”。

3、新时代的“竞争-合作”关系导致关注重心的转移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9.1%，以G7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总和为76%，相比之下，中国、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分别是9%和36.3%；2008-2016年间，美国和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下降到了7.4%和23.9%，而中国、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上升到了35.6%和77.7%，呈现出显著的“东进西退”态势。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英国，2007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2017年达到美国经济体量的三分之二。早在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公布了一个基于GDP PPP购买力平价的预测，认为中国GDP总量在2020年后就能与美国并肩甚至超越美国。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最新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2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虽然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来看，中美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两国趋近的经济体量，追赶中的中国科技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都在美国的精英和民众的心理上，在中美关系中打上了强烈的”竞争”烙印。毋庸讳言，中国已被美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从2017年12月18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到今年2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18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7年年度报告》，无一不是将对华贸易问题提升至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在长达184页的《301调查报告》，”逆差deficit”一词只出现了一次，USTR公开表态301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去年11月8日，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提交了一项《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2017）》的法案，起草人之一、共和党众议员Robert Pittenger表示，法案旨在“确保美国科技保持领先”。

（四）美国政府对贸易战的态度也呈现多元化

1、美国两党议员在国会发出反对声音

7月11日，美国参议院以88比11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总统关税权力。两党罕见展示一致立场。虽然是“非约束性”决议，但是此次两党统一思想动用立法机制联合行动，传递出美国政治体制已开始向特朗普政府激进的贸易政策表达焦虑。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有23个多数席位，在参议院仅有2个多数席位，而这两个微弱的多数数字将很快在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大选中受到挑战。7月18日，又有140多位议员联名反对政府加征汽车关税，认为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加征关税、实行配额或采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将损害美国汽车业发展。虽然在民意上，特朗普以及其对华打压具有群众基础。比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9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49%的美国人认为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不利于美国，相比之下，40%的人认为此举有利于美国，另有11%的人不知道美国将会受到何种影响。如果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支持保持坚挺，共和党人为何不紧紧团结在特朗普核心周围，反而向总统发难呢？

2、特朗普团队内部也存在分歧

5月初，白宫派出美国贸易代表团7人赴京谈判，舆论形容为“群鹰毕至”。复旦大学学者分析，从务实的角度看，谈判的团队必定是“鹰鸽组合”。商务部部长Wilbur Ross被认为是偏鸽派，因为“中国通”的他上世纪90年代就在广东投资和汽车零部件厂，2005年他的国际纺织集团在浙江嘉兴投资1亿美元。他也是美国钢铁贸易的受害者，但因为这些经历，他曾经被特朗普公开批评对华政策软弱，以后态度逐渐走向强硬。美国驻华大使Terry Branstad被视为最为亲中的偏鸽派，主要因为他来自出口中国农业大州，和中国政商界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曾在高盛任职的财政部部长Steven Mnuchin是税改法案和基础设施计划的支持者，曾反对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被认为是偏中间派。有意思的是，在谈判后白宫发表的声明里强调了美方的主张是谈判团队的“共识”，反而更引发外界猜测在会谈中的分歧。据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学者史剑道观察，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特朗普至今没有战略，因为政府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3、美国经济、产业各界发出警告

在贸易战开打之前，有报道称，1140名美国经济学家，包括14位诺奖获得者，曾联名致信特朗普，恳请总统不要犯下导致美国大萧条的错误。前不久，包括沃尔玛、梅西百货、百思买在内的25家美国知名零售商联合致信特朗普，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以免损害美国消费者尤其是工薪阶层利益，扩大贫富差距。代表美国零售、科技、农业和其他消费品行业利益的45个行业协会也表示，加征关税会令美国制造业成本增加，扰乱现有供应链，降低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从而影响美国就业。今年5月，当美国商务部启动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的232调查时，有报道说“批评人士排着队”，在听证会上呼吁政府放弃加征关税。数以百计受雇于外国汽车制造商的美国员工在国会山示威，国会两党约150名议员发表联名信反对汽车关税，听证会开成了多方声讨的“围攻会”。美中贸易委员会发文指出，商会认同特朗普政府，中国的技术转让现状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确实需要得到重视，但美国企业希望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而不只是最后可能造成更大伤害的单方提高关税制裁。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形容，商业团体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关税措施和限制中国在美国投资可能引来的报复、对中美经济甚至全球可能带来的伤害，正抱着“头发着火”般的担忧。

4、美国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表达担忧并加强与中国沟通

前白宫新闻办公室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日前为《金融时报》撰稿，称中美贸易战打击了美国的政治腹地。比如，中国企业彻底停购了美国大豆，农业州失去120亿美元的订单。这位曾经的特朗普盟友呼吁总统“需要立即改变策略，否则将危及中期选举。”在7月11日参议院约束特朗普贸易政策决议投了赞成票的政客，多是出于不断升级的关税对于地方影响的考虑，比如民主党参议员Tom Udall就担心“这些关税将会整垮新墨西哥州的企业。”美国商务部长Wilbur Ross最近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就受到来自大豆种植州爱荷华州的参议员Chuck Grassley抨击，后者指责特朗普追求“政府包办的重商主义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Mitch McConnell来自肯塔基州，中国是该州主要出口产品－威士忌酒的最大市场。去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国家能源集团与西弗吉尼亚州签署合作备忘录，约定投资837亿美元从事页岩气全产业链开发示范项目。重度依赖煤矿的西弗吉尼亚州经济窘迫，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在该州的支持率达到70%，这笔投资本将极大的促进该州的经济和就业，还利于环保，如今却被日益紧张的经贸关系搁置。

7月11日，就在美国公布增加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关税清单的同日，芝加哥市代表团访华，不仅签订了“五年合作计划”确保相关投资不会叫停，芝加哥市长还公开表态，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芝加哥市所在的伊利诺伊州，不仅有波音、卡特彼勒、麦当劳、雅培等跨国公司，还有包括中粮集团、中国银行、海南航空、福耀玻璃、万向集团等50多家中资企业。对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相当不满的州并不在少数。通用、福特、戴勒姆、克莱斯勒总部所在的密歇根州，宝洁、克莱斯勒、美国电力所在的俄亥俄州，苹果、迪士尼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都前后批评过特朗普激进的贸易政策。7月19日，22位州长出席了美国州长协会年会，根据美国中国总商会的调查，中资企业在美投资已为俄亥俄、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加利福尼亚等州创造了超过20万就业，州长们积极地商讨如何应对贸易战，加强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根据美国现行的税收体制，相较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其实是相对独立的，不需要对总统负责，且拥有很大的自主管理权以及对肩负促进本州居民就业的责任。而州政府对于参议院和众议院决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争取到这些州政府，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两院的投票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牵制特朗普的机会。

（五）美国跨国公司是贸易战的受害者

1、美国重要经贸团体批评贸易战的做法

美国最大的经贸团体“美国商会”近日公开批评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做法，指责白宫威胁对华进口商品大举加税的举措，将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削弱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收益、并有可能实质性地扭曲美国和世界其他重要经济体的商贸联系。商会总裁Thomas J. Donohue发表声明，历数中美贸易战对美国各州经济造成的伤害。美中贸易委员会总裁John Frisbie公开表示，“够了就是够了。我们必须停止没有必要的关税升级大战并开始就美国企业真正关切的问题来寻找解决方案，关税并不解决问题。”该组织提出了诸如世贸组织上诉、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入TPP等建议。2016年，中国进口了价值160亿美元的美国电影。今年，中美在2012年签署的为期五年的世贸组织电影协议将重新谈判，美国影业原本预计获批的美国影片数量会增加，现在看来，好莱坞或成为贸易战的牺牲品，甚至可能成为报复关税的目标。美国制片商们在华盛顿的游说努力估计也在积极的开展中。

2、在华投资的公司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撰文称，美国政府于7月6日宣布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几个小时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由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利益相关方可在10月9日前向美方提交某项特定产品的“301”关税豁免申请，豁免期为一年。在首批加征关税清单中，有59%的产品由跨国公司在华生产，这其中又有70%以上是美国企业在华进行加工贸易、在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产品。为避免伤及本国企业，美国政府迫不及待地扔出豁免“救生圈”。据统计，美国加征关税清单中，有一部分是包括拉杆箱、钱包、背包、旅游鞋等在内的旅游商品。这是一个价值310亿美元的美国市场，其中87%的商品来自中国。美国零售业联合会副总裁古尔德因此明确站出来反对贸易战，理由很简单，他无法为这些商品在其他国家找到大量替代。而上海美国商会又紧急公布调查结果，表明69%的在华企业反对政府拿加征关税当筹码，更不希望企业今后成为向政府申请关税豁免的年检对象。

3、严重削弱美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的竞争力

2016年里，中国消费者买了4490万部苹果手机，510万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品牌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21%和33%。通用别克在中国的销售额为420亿美元，超过美国本土的390亿美元，苹果销售额460亿美元，仅次美国本土。波音41000架新飞机，超过7000架卖往了中国。中兴公司2017年从211家美国公司购买了约23亿美元的零部件，美国政府严厉制裁了中兴，然而，中国依赖美国的芯片是相互的。2017年世界芯片总产值是4400亿美元，中国就占了2600亿美元，其中70%的美国高端芯片销往了中国。中国占高通(Qualcom)销售额的65%以上，占美光(Micron)销售额的50%，占博通(Broadcom)的50%，占英特尔(Intel)的23%－仅这四家公司的对华销售额就高达500亿美元。集成电路、半导体是研发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失去中国市场，美国自身的产业竞争力也将受到巨大冲击。美国的科技封锁或使科技企业更有动力到中国设厂促进中国市场销售。

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之一的通用汽车（GM）公开表达了特朗普对发动贸易战的强烈不满，担心这将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危及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而据《金融时报》报道，波音公司高管正频繁与特朗普高层官员会晤，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说，“我们的声音正被听到。我们正在与美国与中国政府接触……我对我们能达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抱有希望。”中国市场是特斯拉全球销售增速最快的市场，而由于7月6日中国宣布的关税报复清单里包含美国进口汽车，特斯拉在中国全线涨价，最低配置车型涨价14万人民币，最高配置涨价25万元。特斯拉选择“用脚投票”，7月11日即宣布在中国成立公司，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跨国公司的利益还可以道琼斯股指的形式向特朗普施压，《外交政策》文章说，特朗普把道琼斯视为他个人的认可风向标，特别是波音公司为道琼斯最大的客户，所以当道琼斯股指下跌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就感到必须以谈判来解决贸易争端以安抚市场。

二、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的影响分析

特朗普曾在推特中说：“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容易赢(easy to win)。”在他眼中，贸易战是你输我赢，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然而特朗普所要求的中美贸易“平衡”，既不符合中美经贸关系的实质和利益，更不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贸易战中的双方好比博弈论里的经典“囚徒困境游戏”：双方都通过加征关税来打击对手来获得收益，但事实是如果双方都采取减免关税的措施，双方才能获益；然而任何一方都不能够也不愿意单方面宣布休战-因为这意味着更大的损失，这样最终的结局就是“双输”。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上世纪30年代美国推出的Smoot-Hawley关税法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不仅是美国自身，世界贸易体系也遭受重大冲击，事实是“多输”的局面。

（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总体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中国不怕打贸易战，但是，打贸易战有代价，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商务部有官员指出，每年3000多亿的贸易顺差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高。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18.9%，占中国GDP的3.5%；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额的5.6%，占美国GDP的0.667%。这组数字表明，中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仍然相对弱势，中美“脱钩”之重，恐怕首先不能承受的是我们。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是冲着和美国竞争的中国行业，而中国是冲着和中国互补的美国行业，况且，中国处于生产过剩，而美国处于消费饱和，整体来讲，中国较为被动。虽然在特朗普宣布301调查结果的第二天，中国商务部就提出拟对30亿美元美国食品、农产品及无缝钢管等类别加征关税，但其实这个关税行动是回应之前针对钢铁和铝制品的232措施，用232来回应301，反映了中方对301的冲击有充分的认识。

2、对中国GDP增速影响较为有限

在贸易战乌云聚集时，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就对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损失作了推算。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部征收15％、30%、45%三种税率的假设下，中国对美国和出口和对中国的总出口分别会下降多少？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的预测是对美出口下降分别21%、46%、72%；对总出口下降分别4％、8%、13%。兴业证券的测算基本相似，并推算出在30%税率的假设下，贸易战对中国GDP的影响为0.64个百分点。中金公司则在5%税率的推算下，认为中国GDP增速影响大于0.07个百分点。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最近预测，500亿美元贸易战会让中国经济增速放缓0.2个百分点。经济学家哈继铭预测，如果美国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10%关税，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幅最高可达25%，年度经济增速最多将下降1个百分点。同样，根据摩根士丹利最新发布的一份中美贸易战的报告，如果贸易战持续升级和扩大，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明显的冲击，明年的经济增速有可能下降到5%的范畴。

3、对中国继续深化改革转型升级造成一定阻碍

除了出口额的减少和推迟投资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之外，路透社今年4月一篇文章透露经济学家的担忧，中美贸易争端的不断升温可能会导致中国去杠杠的进程出现倒退。央行自1月以来已三次定向降准，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融资，而业界人士怀疑释放的流动性因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仍将成为继续推高资产泡沫的推手。2018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重提“扩大内需”并提到“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有分析认为，这是2015年汇改以来首次重提”扩大内需”，说明外需的压力已经非常大。经济学家Robert Mundell著名的“三元悖论”说，在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无法全部实现，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意味着必须有所放弃。也许，在刺激内需，去杠杠，稳定人民币汇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愈演愈烈的贸易战可能会增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道路脱离正轨的风险。

（二）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1、将极大抵消中美贸易对美国的重大经济贡献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2016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上涨了500%。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2013年发布报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创造了270万个美国工作岗位，仅2015年一年就支持了91万美国人就业。数据显示，1963-1989年26年间，美国年均通胀率为5.4%，而1989-2015年间，通胀率下降到2.5%，这要感谢26年间不断增长的消费品对华进口。美中贸易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指出，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了850美元生活开支。而不断升级和扩大的关税战，从经济原理上说，其实是对本国国民的税负，同时造成报复性关税打击行业的劳动者失业，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最终买单的却是普通美国消费者和工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2016年9月的报告就预测了如果美中爆发全面贸易战，到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将完全停滞，并且在以后的所有年份GDP都赶不上贸易战前的水平。全面贸易战将导致10.2%高速公路及装备制造行业、10%建筑装备制造、10%采掘业工人失业率，零售业、批发业和医疗行业将分别有31.1万、25.7万和19.2万个就业岗位消失，即便是短暂的贸易战情形也将造成美国私营领域130万劳动者失业。

2、将对美国各行业发展和就业造成极大影响

美国保守派智库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声称，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已经将美国工人工资水平平均下行了0.3个百分点，同时减少36.5万个就业机会，7月宣布的新一轮关税将对冲掉原本令保守派推崇备至的税改和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所预计经济受益的四成。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则发出警告，共计26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可能面临风险。贸易战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是因为美国企业面临关税大战造成的出口量下降以及成本上本造成的双重冲击。据Capital Economics评估，全面贸易战对美国GDP的影响在1个百分点左右，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来说更为严峻。根据摩根史坦利数据，2017年美国企业受中国影响的利润已经达到了4000亿美元之巨，更是对华1300亿出口额的3倍之多根据摩根史坦利数据，2017年美国企业受中国影响的利润已经达到了4000亿美元之巨，更是对华1300亿出口额的3倍之多。美联储最新会议纪要透露，由于贸易不确定性，各大企业已表明它们有意冻结资本支出。通用汽车表示已在做准备缩减美国本土产能。被奉为“美国民族企业”标杆的Harley-Davidson现正加速推进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国外的计划，原因是关税预计会造成其年度利润下降1亿美元。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日前不无忧虑地表示，如果不停止继续施加高关税，”美国之前所有的，从企业营业税减税以及减少监管所得到的发展上的优势，包括各项节约和投资，都会被关税政策抵消。”摩根史坦利的最新报告表明，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增速的直接冲击在0.3到0.4百分点，不低于中国，甚至会更严重。日前《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表示经济学家预期对经济潜在下行的担忧正在加剧。7月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美国在明年进入衰退的概率为2016年11以来的最高水平。约68%的经济学家认为增长面临更多下行风险，贸易争端是对经济的潜在威胁。

3、将对美国金融体系造成较大冲击

自从2017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PCE(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指数持续上升，美联储预计PCE指数在2018和2019年分别达到1.9和2.0。关税升级导致通胀的预期可能迫使美联储明年把基准利率加至3.5%，对美国资本市场形成冲击。有分析指出，贸易战对美国资产造成的动荡会比中国更为强烈。中国股市10年处于低位，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商业地产市场已上扬87%，美国股市连续10年居于高位，牛市行情持续时间是二战以来继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后最长的，资产估值之高超过美国历史上90%的时期。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上市公司对其中国业务利润的依赖远远高于中国上市公司对美国业务利润的依赖。这种脆弱性反映在2018年3月1日到4月6日两国就钢铁和铝互征关税行动期间，美国股市蒸发了1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美国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对金融资产的依赖高于中国家庭，贸易战对股市造成的动荡，将对美国投资者产生更大的冲击。

4、升高的成本和人才缺乏将阻碍美国科技创新

冲着“中国制造2025”来的301关税，真的能帮助美国科技发展立于不败之地，驱动经济增长吗？根据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ITIF)最近发布的报告估算，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产品加征25％的关税将导致美国经济未来10年损失3320亿美元。《自然》杂志日前发表文章称，针对中国电子设备元件的关税波及美国科学界，研究机构和大学依赖的科研器材和零配件很多来自中国，加征关税增加了科研者的研究经费成本，特朗普政府本就主张削减美国科研经费，多名科学家表示，升级的关税可能会进一步给美国科研拖后腿。更严重的是，贸易战下日益紧张的两国关系给华裔科技人才在美发展蒙上阴影，在国内蓬勃的双创前景的“拉pull”因素下，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在美华人科研技术人员和留学生的限制和打压的“推push”，这可能急剧加速人才往中国回流。人才是美国创新经济动力之源，也是在贸易战对于美国的伤害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

（三）对世界经济、多边规则和体系的影响

1、影响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甚至有大萧条的危险

著名的贸易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强调，各种关于贸易战带来的经济福利损失的计算忽略了一个真正的点，那就是“混乱”。不确定给全球价值链带来极大的困扰，并迫使企业家们在考虑全球生产布局时，在考虑效率和布局时不得不讲政治因素考虑进来。摩根大通对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10个百分点的假设下，推演出打击的国家不实施报复、打击的国家实施同等关税报复、以及全球整体提高关税10%的三种情景，测算出未来两年间全球GDP增速将下滑0.2、0.4、和1.4个百分点。经合组织(OECD)发出同样警告，如果中美欧盟三个经济体提高关税导致成本上涨10%，全球贸易量将减少6%，全球GDP将下滑1.4%。世界银行认为，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加征关税带来的影响，相当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下降的贸易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指出，有关关税威胁和其他壁垒将使所有国家进口物价上涨10%，5年后全球贸易萎缩15%。IMF更在7月16日发出警告，特朗普对关税行动，到2020年可能会使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预计，如果全球爆发小型贸易战（关税增加10%），大多数经济体GDP将减少1-4.5%，如果全球爆发严重贸易战（关税增加40%）全球经济将重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

2、危机有可能会造成极大规模失业和贫穷

如IMF总裁拉加德所言，“笼罩世界经济的乌云正变得越来越重，最大和最重的乌云是信心的恶化。”贸易战对经济预期，对投资者的信心所构成的“信心杀手”，将破坏来之不易的复苏态势，动摇全球经济增长的根基。6月份，投资者从全球股市撤出了124亿美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撤出。7月2日，全球股市迎来“黑色星期一”。知名投资人Mark Mobius表示，他预计受到贸易战冲击，今年新兴市场的资产将下滑10个百分点，世界经济也将走向下一个危机。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则指出，贸易战对所有人有害，全球范围内就业受到严重影响，穷人将损失高达63%的购买力。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全球目前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国家从事为外国市场生产产品，贸易战将在全球造成最多1000万工人失去工作。

3、需要充分发挥WTO的作用维护全球经贸体系

有专家呼吁，正因为关税战形成囚徒困境－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双方却无法实现最佳结果，更需要像世贸组织这样的超国家机构来阻止全球走向保护主义。实现零关税世界的唯一途径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多边合作。而特朗普向贸易伙伴发起的关税打击，正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也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亲手建立的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一次全面倒退。特朗普对世贸组织的不屑由来已久，在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问题上刻意延迟，使贸易争端仲裁机制无法高效运行。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法律教授Matt Gold指出，美国和中国同为世贸组织成员国，双方贸易争端本应遵循国际法则在世贸组织架构下进行申诉和惩罚。美国在多边机制之外向中国进行关税报复，不仅令中国别无选择的进行反制，而且严重破坏了世贸组织的权威，令全世界失去对全球贸易体系规则的信心。知名咨询机构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评论，特朗普高估了美国国际影响力，本应联合盟友，比如与欧盟、日本联合就知识产权保护及市场准入问题向中国施压，却四面树敌，向盟国伙伴展开关税打击，令盟友疏远美国，各自双边协议对冲风险。欧盟和日本就于近日达成了自贸协定。并且，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令盟国领导人在西方世界已经冒进的民粹主义背景下争取民众支持全球经贸治理的政治资本更加稀薄。

三、中美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在空间

（一）中美合作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贡献

2017年全球GDP总量为81万亿美元，其中美国19.39万亿美元占比23.9%，中国12.25万亿美元占比15.12，两国相加的经济体量占全球总量的近4成，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成。中美两国同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获得经济发展，两个国家对世界举足轻重，更有责任防止贸易战升级和扩散，权衡中美贸易摩擦仅仅从经济层面上考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站在全球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中国首先是对自身的经济发展有信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是逐渐下降的，2017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8.8%。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报告，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已经达到105.7%。2017年我国出口总额是15.33万亿元，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2万亿元，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二）美中贸易可以通过扩大增量缩小逆差

除了金融领域的服务业对外开放，美国还可以看到在旅游、留学等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在旅游方面，旅游项目占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56%。根据美国商务部2017年8月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内地游客到访美国的人数达到近300万，增长了15%，消费支出330亿美元，上升了9%。根据美国商务部等机构预测，到2021年，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出境旅游国家，中国游客人数将增加超过300万。在教育方面，根据美国大使馆发布的《2017年门户开放报告》，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在所有留美生源国中连续8年位居榜首，2017年人数达350,755，占比32.5%，以平均4.5万美元的消费计算，每年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至少有160亿美元。根据IIE报告，2016年中国在美留学的中学生已经占到美国该学年国际中学生总量的41%。如果算上全部留学生间接的消费（如住房、交通、娱乐等），根据CCG的估测，中国留学生在美消费总额可高达400亿美元。相比之下，来华留学的美国人只有2万。在技术移民方面，根据美国EB-5投资移民行业协会（IIUSA）的数据，2016财年，各国申请EB-5申请总数为13273件，其中，中国家庭占10948件，占比达到82.48%，中国大陆的投资人仍是申请EB-5的主力军。

2016年，中国进口了52部美国电影，花费了160亿美元。中国网上零售的市场规模至少有405亿美元。2017年，中国海淘交易规模达到1324亿元人民币，用户规模0.43亿人，全年海淘规模占当年进口消费品总额40%。根据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中国人均消费品进口大约为36美元，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美国996美元的水平，甚至低于人均收入不如中国的东盟国家198美元的水平。这表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超过4亿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中国，在扩大对美国进口方面有巨大的空间。

2017年，中国汽车进口量高达 121 万辆，而美国汽车年产量 1210 万辆。据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美汽车进口增加 300 万辆，则能缩小近 1000 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不断完善，中国对美国的石油进口成井喷式增长，2008 年中国从美国的原油进口仅有 250 美元，而 2017 年的原油进口则高达 31.5 亿美元。目前中国年消费原油 6 亿吨，其中2017 年原油进口量突破 4 亿吨，而美国原油 2017 年年产量超过 5 亿吨，出口量已经超过 OPEC 大部分成员国，今年很有可能超过 1 亿吨。此外，当前美国天然气产能过剩，而且由于主要产气的州天然气运输基础设施很差，很难向港口运输，导致气价很低，仅相当于中国到岸价格的三分之一。2017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2373亿立方米，进口占39%，美国进口额仅7.6%，仍有较大增长空间。正如福布斯所说的，在未来的5到1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增长至6亿，是美国人口的两倍，“中国正在把美国曾经给予中国的礼物回馈给美国。”

（三）中国的外资营商环境在进一步改善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今年发布的《2018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64%的会员企业表示收入上升，75%的受访企业表示实现盈利，是过去3年比例最高的一次。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8》报告也显示，超过一半的会员企业计划扩大在华运营规模，还有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再次成为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投票评选的最有潜力业务发展地。耶鲁大学学者、前摩根史坦利亚洲主席Stephen Roach就曾以摩根史坦利作为首家外资投行进入中国市场的经历撰文表示，对外资企业“强制技术转让”的指控有失公允－企业自愿在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商业利益面前作出权衡。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员包括中美大批领先跨国公司，但USCBC商业环境调查发现，81%的成员反映，中国政府并没有要求其将技术转移至中国，而在19%反映有这一问题的企业中，有2/3的企业表示技术转让的要求来自中国商业伙伴而非中国政府。

近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了巨大的改善。据统计，外资公司在华提起的专利侵权案诉讼中的胜诉率高达80%。中国还成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在今年“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重新组建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7年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用286亿美元，比2001年入世时增长了15倍之多。另外，2017年以来，在美企关注的市场准入方面，中国相继推出政策举措。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5月中美百日计划中，中国承诺在信用评级、电子支付、债券承销、结算代理等领域对美资开放；7月28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支持外资广泛参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10月在十九大提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2018年4月9日，央行行长易纲宣布了近一步开放金融行业的几项措施；2018年6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同意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在试点地区推出开放便利举措；2018年6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2018年6月28日，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版》，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限制措施减少四分之一；2018年7月1日宣布降低1449个消费品和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2018年7月8日中国证监会就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相关规定发布征求意见通知；2018年7月10日，上海出台《开放100条》举措，大幅放宽银行、保险、证券业对外资开放。

四、关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政策建议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即将迎来中美建交40周年。1979年中美建交，当年7月就签署了《中美贸易协定》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向中国开放。40年来，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中国国内的经济摩擦与日俱增，此时发生中美贸易争端引爆社会激烈争论，深化改革的痛点、中国产业政策、创新路径等问题难以回避的以尖锐方式展示出来，与我国社会当前转型期交织发展的各种矛盾共振。中美经贸摩擦中双方关注的问题如中国加大开放力度，降低关税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并非此消彼长的竞争，也不是你赢我输的零和游戏，在原则上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一致的，基于以上分析，CCG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中美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在做大增量基础上改善贸易不平衡

对于中国来说，可抓住贸易战契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打造更加友好的营商环境。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的承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

美国也要改变过去对中国的看法，美国可以继续在中国扩大出口，改变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改变以往对中国商品和中国投资的态度，如改变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CFIUS）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等。

（二）中美贸易的统计方法未来要有创新

21世纪的全球贸易要用最新的统计方法来反映真正的贸易价值。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数据会因运算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两国的贸易逆差是因中美在世界市场的分工和所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所决定。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而非传统算法中全部算在出口国上。

未来，中美间的贸易要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来计算，这样不仅更加精准地显示两国所获得的真正价值，而且更加公正公平。同时，中国的产品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中国虽被誉为“世界工厂”，但却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产品，价值链的中上游则是提供品牌、技术的外国公司。未来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支付给第三国的专利、品牌等费用也要计算进去。中方以创新统计方法和标准，调整统计方法，把中美贸易的真实情况开展宣传，最终取得美国政府、社会各界的认可。

（三）中美两国未来仍要加强服务贸易的关系，包括旅游、留学、人才环流、投资移民、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等领域

中美间的服务贸易，美国占据巨大顺差，2016年美国对华在教育、旅游、知识产权、交通、商业、金融等服务贸易上的顺差达557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1%。且随着中国消费能力的提升和市场的扩大，在服务领域占优势的美国的对华顺差会越来越大。

美国有7名华裔诺贝奖获得者，近70名院士，超过300名NASA科学家。2006年，获得科学与工程类博士学位的学生2011年依然滞留美国的比例中，中国位居第一。历史上，移民为美国科技创新注入了推动力，中美之间的人才流动过去是，将来也是两个国家共同的人才红利。

中国在向美方以及公众介绍和说明之外，也应该积极谋求在这些领域的变革。改善国内的教育、旅游以及投资创业环境吸引更多的美国学生、游客以及企业界尤其是创业者来华，从而逐步改善在服务贸易上的不利地位。

其次，中美可以探讨成立中美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推动中美在基建领域合作。在特朗普总统对美基础设施改造的大战略下，中美在基础建设投资领域的合作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在过去1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累积投资达到11万亿美元，这几乎是特朗普总统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规划的11倍。因此，中国的资金无疑将有力助力特朗普政府的基建规划，从而推动美国的经济发展。

中美基建的投资也将带动中美两国包括设备制造、工程建设以及高科技等企业的发展，并将为双方的公共机构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公私合营（PPP）模式开拓更多的市场和机遇。双方在企业交流、金融资本合作、政策沟通和政府互动、第三方合作、智库合作建言献策等领域加大力度，借鉴欧洲引进外资和外国企业建设基础设施的成功经验，优化美国国内的PPP项目操作环境，以重点项目、标志性项目为突破口，为中美未来合作提供务实的成果、打造良好的环境。

再次，中美可以加强跨境电商方面的合作。据海关统计，近三年来，中国海关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年均增长50%以上。特别是2017年，中国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货物902.4亿元，同比增长高达80.6%。利用电子商务的优势，打通中美两个市场，在增加两国贸易额度的同时，为两国的商家和消费者带来了好处，也可以在物流运输、平台操作等方面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

电商市场发展迅速，而且其发展才刚刚开始，潜力巨大。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电商市场每年都以20%的速度增长，从物流到销售全面改变市场。现在整个电子商务行业都投入大量的资源和资金创新，这必然会带来很多的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中国有4亿中产消费者，2017年“双十一”购物节期间网上销售额达到2539亿（405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巨大。通过打通中美间的网上购物渠道，使中国消费者更容易地从网上直接购买美国产品，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中美两国可以通过政府间对电商标准、准入以及规则上尽快达成合作协议，创造有利条件为两国电商通关提供快速便捷安排，这样不仅可以大量增加就业机会，开拓出双赢的结局，也可以减小两国政府在民众就业的压力，减少政治摩擦。

（四）加强中美经贸“压舱石”效应，推动美跨国公司等利益团体的共识

美国跨国公司对美国政界有很大的影响力。截至2017年末，美国已累计对华投资825亿美元，累计设立企业6.8万家。中国市场已成为美资企业的重要增长点和利润中心。未来，中国可以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继续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稳固中美经贸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加强“压舱石”效应。

通过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企业协会、智库、社会组织等团体加强和美国政界的沟通。中国可以加强与在贸易战中受到损失的美国跨国公司的沟通，了解其受损情况，形成共识，反馈到美国决策层，化解处于僵局的中美经贸关系，进而重新回到对话协商的轨道上来。

（五）加强中美两国省/州在多领域的合作，成立中美州政府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美国各州、市对自身经济事务拥有高度的决策权，并且与中国经济往来密切，将是中美两国良性互动的强有力支持者和双边关系的稳固器。中国可以鼓励各个地方加强与美国各州、市政府合作，适时举办中美省/州长年度峰会、中美市长年度峰会，建立合作平台和机制，成立中美州政府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2017年6月，中国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签订了气候协议和清洁技术协议；2018年7月，芝加哥市又与8个中国城市签署了《2018-2023五年重点产业合作计划》，在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创新技术等领域搭建以产业为主线的双向投资促进平台。这两份文件充分反映出了美国地方政府在对外合作上的主动性。中方要充分认识到美中两国的政治运行逻辑的异同点，并且充分加以利用。当前在特朗普减税以及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环境背景下，美国各级州政府对投资的需求将更为迫切，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绿地投资。

（六）在WTO框架下进行申诉与协商合作

中美两国都是世贸组织（WTO）的成员国。中美两国在WTO框架下有商讨的空间和余地。中国可以在WTO框架下对美国进行申诉，又可以进行谈判，增加商讨合作的空间。中国可以利用WTO的贸易规则，对美国反贸易自由化调查的行为，联合争取包括欧盟、日本等经济体在内的其他主要国家，积极在WTO框架协议内进行群体诉讼，对美国的制裁措施进行申诉，争取在WTO框架里赢得对美国的反制。

另外一方面，中美两国都没有脱离WTO多边贸易体系中，两国可以在WTO框架下先进行双边协商，如依托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协商。对于WTO无法覆盖的领域，应当通过中美双边谈判来解决，从而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

（七）美国也要放宽出口，尤其是放宽包括高科技公司在内的对华出口，实现双方的共赢

长期以来美国在对华出口上尤其是一些高科技技术和公司产品的出口上采取偏保守的政策。致使一些美方的产品无法在中国落地。此举让美国公司损失了中国市场的巨大利益。放松对华出口限制不但可以使美国的产品扩大在华销售，而且可以有利缩减中美贸易差额。

因此中方在扩大对美部分产品进口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寻求美方放松对华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指出这种限制给美方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由此带来了一定程度上双输的结局。

（八）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或新的中美贸易协议谈判

在中美投资关系进行“相互投资”的新阶段，中美双边投资的情况远好于中美贸易领域的“赤字”。但目前的中美相互投资也受限于国际经济环境、中美关系及各自国内政策。

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将为中美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推进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红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扩大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为美国经济复苏注入活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是维护中美投资关系和经贸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

目前中美BIT谈判已完成了34轮磋商，并交换了3次负面清单。特朗普上台后，BIT谈判被搁置，当前双方应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路径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或新的中美贸易协议谈判，减少双方相互投资的障碍，增加彼此之间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未来，中国可以积极引导中资制造业企业赴美进行绿地投资，以稳固双边投资的制度环境，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预期。

（九）维护多边机制、推动自贸体制

多边机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会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可以与欧盟、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一起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利用好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G20等多边机构、机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如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内展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的成果，展现中国知识产权强国形象，扭转国际上的刻板印象。

同时，推动亚太多边合作机制，加快区域多边自贸体系建设。实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早日完成。同时，中国可以考虑加入新的TPP，在TPP范围内加强与日本等国的合作，以经济领域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未来，中国还可以推动TPP和RCEP的整合，促成涵盖范围更广、经济体量更大的亚太自贸区（FTAAP）的形成。我们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未来可以继续加强周边国家、非洲、亚太国家、“金砖国家”等国家的合作，扩大中国的“朋友圈”。

（十）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促进双方沟通

提高对外交流水平，鼓励中美两国智库、贸易协会等民间组织、NGO发挥“二轨外交”作用，形成有效而灵活的沟通途径和对话机制，负责传递两方的声音，积极协助双方消除误解、弥合分歧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案。同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要大幅增加透明度与公开性，否则会被怀疑中国进行价值观渗透，这也要求包括智库等民间组织在国际上进行沟通工作。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对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一些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就来自这些智库中，6月28日，著名的对华贸易鹰派彼得•纳瓦罗就去了哈德逊研究所演讲交流。通过与这些智库展开对话，积极推动双方各领域专业人士的沟通、交流，为消除经济和政治壁垒发挥作用。如果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通过沟通达成共识，有助于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共识，这也需要中国智库更具全球视野，重视吸收国外智库的优秀成果和经验，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和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报告全文，2018-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