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陆”还是向“洋”

近年来，针对北京面向海洋发展遭遇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国内出现了“战略对冲”的主张。其中的一种代表性观点可概括为“舍海而取陆”，以西进欧陆腹地替代东入太平洋，借助高铁等手段推进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从而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再度占据有利位置。有论者认为，在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于复杂化、东亚经济一体化难以在短期内取得进展的背景下，西进已成为突破困境的最佳选择。

向大陆的“西进”战略即是作为海洋战略的“对冲”而出现，则它能否取得预期效果，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陆权战略是否较海权战略更有助于规避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矛盾或战略冲突；二是作为“西进”战略灵魂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会对另一个大国俄罗斯产生何种影响，中俄关系又将面临何种变数；三是中国大举进军中亚在战略层面可能造成哪种反应。只有从这三端透彻地剖析整个“对冲战略”的合理性，方能对中国之向“陆”还是向“洋”形成理性认识，进而为化解压力设计出可能的路径。一、向“陆”能否化解美国疑虑

要回答向“陆”的“西进”战略是否较向“洋”的海权战略更有助于规避中美战略矛盾，就须分析美国对其核心战略利益及中美关系性质的总体判断逻辑。与历史上的英国一样，作为主导性海洋强国兼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领导者，美国霸权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欧亚大陆核心区域（欧洲和东亚）的均势，二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技术和军事优势。前者尤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某个单一强国取得了欧亚大陆核心区域的霸权，它便具备了向体系领导者挑战的资源基础；如若这个国家还有意独占欧亚大陆的市场、使其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封闭，后者的霸权甚至可能遭遇根本性损害。

18世纪以来，路易十四-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希特勒-德国、斯大林-勃列日涅夫-苏联无不沿袭这一路线。因此，即使是在技术发展大大增加了美国霸权抗打击冗余度的今天，华盛顿依然坚持其“门户开放”的传统，力图确保欧亚大陆核心区域（历史上主要是欧洲，现在也包括东亚）的均势，使其不为单一强国所独占。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当今中国崛起的警惕和防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权势扩张或海军力量增长对美国本土乃至海上通道的安全构成了实质性威胁，而是针对中国崛起可能产生的破坏欧亚大陆（尤其是东亚）均势体系的后果。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近年来美国军政两界热炒的中国“区域拒止/反介入”海军战略——在可见的将来，本质上仍是一支近海力量的解放军海军并不具备与美国争夺大洋霸权的能力。但倘若中国汲汲于营造局限在东亚海域的“反介入”壁垒（包括发展与争夺第一岛链制海权相关的反介入能力），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的机动性将受到严重限制，继而华盛顿有效干预东亚事态发展的能力便会出现降低，而这种干预能力对美国防范中国扩张及保持其在东亚的双边同盟体系至关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进”虽为战略方向的调整，在华盛顿收致的观感却不会有多大差别。即使北京主导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能得以顺利实施，后果无非是造成中国在大陆上的优势更为巩固，但欧陆权势失衡的格局也将因之愈趋严重，使身为头号均势维护者的美国敌意将进一步上升。如此一来，陆权战略非但不能“对冲”掉已经存在的海上冲突可能性，甚至还可能继续激化中美已然存在的战略分歧或矛盾。考虑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核心战略利益是防止出现一个兼领海陆的独占性强国，它完全可以效仿当年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把海上堵截延伸到陆上，借重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盟国来遏制和削弱中国的权势：这种同盟将会对目前华盛顿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构成有效补充。

在理论上，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不在于后者的外向型发展——这种发展只会加强而非削弱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依赖——而是中国在海洋方向采取守势，转而在大陆上采取攻击性政策，从而建立起一个华盛顿无法施加重大影响的封闭势力范围。这样一种“门罗主义”式的封闭势力范围正是对均势的直接挑战。有鉴于此，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经营，不仅是一种对中国向海洋方向扩张的防范，而且是一种对中国转向大陆扩张的防范：基于后一种考虑，华盛顿对印度、俄罗斯和中亚的关注不会有任何放松。二、和平发展的应有路径

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强国，中国在长远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必须注意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一是战略资源的分配必须在陆海两个方向上保持恰当的平衡；二是在保持陆海平衡的基础上必须确定长远的主导性发展方向。

与单纯的大陆或海洋国家相比，陆海复合型强国有几项明显的战略弱点：一是战略选择上面临向陆还是向海的两难；二是容易受到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压力；三是服务于大战略目标的资源分配容易分散。近500年来，正是这些独特弱点和制约使得中国与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机会失之交臂。尽管“冷战”后中国的陆上安全环境有了显著改善，但地理特征带来的战略弱点绝不会就此消失。为避免海陆失衡，北京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必须约束在大陆方向上的行为，以确保与陆上强邻、尤其是俄罗斯关系的稳定。

不仅如此，世界近现代史已然证明：陆海复合型强国的主要出路是在确保陆上疆界稳定的前提下，集中精力向海洋谋求发展。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已经为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所证明，即使以高铁为纽带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最终能成功，恐怕也无法取代向海洋发展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近年来，中国在海洋方向上确实遇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就此放弃。相反，它提出了一项需要长远政治眼光和高超操作技巧的任务——如何优化与完善现有的发展路径，为长期繁荣和稳定创造可能。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化解来自周边邻国和主导性海洋强国的双重压力。前者呼唤的是灵活而有效的区域互动制度，在此过程中，北京不仅必须主动塑造能够对自己及邻国形成约束力的区域性制度，而且要容忍区域外强国（主要是美国）的参与，因为没有区域外强国的保障，中国根本无法与邻国（尤其是二等强国及其他小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机制。另一方面，北京也须努力缔造和参与一种真正开放性的国际秩序，理解主导性海洋强国对均势的关切，容忍其参与区域性制度的塑造，并且逐步形成一种具有真正开放性的意识形态。

（来源：吴征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香港《二十一世纪》，2013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