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特辑 | 陈晋：中国为什么会产生共产党

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叫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它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出发的，是为了什么而出发的？这一切，似乎可从100年前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说起。历史学家们总是讲，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领导和参加五四运动的不少人，稍后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干部。

土壤：爱国救亡

1920年春节前夕，一辆骡车悄悄出了北京朝阳门，沿着颠簸的土路，直奔天津。坐在车上的两个人，一个跨在车辕上，留着浓重的两撇大胡子，身边的褡裢里装着账册，像个出门讨账的生意人；一个坐在骡车里面，头戴毡帽，穿着满是油迹的棉背心，看上去像个穷酸的教书匠。

“大胡子”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棉背心”是正被北京政府军警追捕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后来人们才知道，为躲避追捕，李大钊特意将陈独秀化装护送出京，才有了此次出行。一路上，二人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着手筹备，共同建立一个新的政党。

这两位大知识分子，为什么想到要建立一个新政党呢？

这要从中国的五四运动说起。说到五四运动，人们就会想到爱国。那时要爱的国家，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加入协约国并派出大量劳工到欧洲战场上做笨重体力活的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跻身为战胜国的阵营。在北京，狂喜国人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跑到东单北大街拆掉了“克林德碑”。这块碑是中国进入20世纪后的一个屈辱象征：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义和团打死了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清政府为了表示谢罪，建造了这个“克林德碑”，上面还刻有光绪皇帝写的谢罪文。人们把这块碑移到了中央公园，在上面重新刻上4个大字——公理战胜。

这4个字的“著作权”，属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他当时正主导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决诸种问题的巴黎和会。但“公理”真的能战胜强权吗？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除了能够带回来一些被战败国德国早先抢去的古代天文仪器外，传回的却是更加耻辱的消息：在会议的绝大多数议题上，中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参加讨论的资格，一切都由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闭门商定。中国事实上无法去分享战胜国的果实，唯一的期望是收回德国从前在山东的各项特权。但就是这仅有的指望也很快化为泡影。日本代表以在战争期间日本与中国北洋政府早有协议为由，拒绝交还它已经占有的青岛和胶济铁路。

这种失望，对国人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的《上海学生罢课宣言》就写道：“威尔逊曾告诉我们，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不好黩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更告诉过我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签订的协定。我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

不仅中国人失望，连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斯也颇为感慨地表示：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对巴黎和会抱着如此大的期望。那些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头们的决定，使中国人一下子坠入了黑暗的深渊。我一想到中国人将如何来承受这个打击，心里就感到沮丧。

中国人最终没有沮丧。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在5月4日那天爆发了。近代以来普遍积累的受伤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志，超乎想象地来了一次大爆发。

后人看到的五四运动景象，是学生游行、市民罢市、工人罢工，还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以及拒绝签署“巴黎和约”。其实，在这些景象的背后，人们感受最深刻的，是中国人普遍地把国家的命运同个人的生命融为一体来思考和追求了。1919年5月16日，发表在《民国日报》上的《北京国民大学全体学生敬告邦人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当国家存亡之际，正吾人死生之关。苟欲求生，必自救亡始。”当时的一些团体和报刊，还公布过所收到的一些人为国难自杀的绝命书。

一些知识分子在此前后的爱国情怀，更是绽放出五花八门的个性风采。这里有李大钊的“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为青春中国之再生”的抗争、期待和豪气；有鲁迅那种因爱之愈深、痛之愈切，而诅咒“吃人筵席”的尖刻、冷峻和深邃；有郭沫若那种“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的浪漫、执着与奇谲；有郁达夫那样的“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的急迫、忧虑和感伤。

这些爱国感情和精神，主题是两个字——救亡。

救亡从此成为中国人奋斗的最直接目标，它把爱国精神转向整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涅槃”。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其英文名字就是Renaissance（文艺复兴）。

爱国和救亡，让中国强大和复兴，是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土壤，也是中国共产党出发时的着眼点。当时武汉的学生领袖恽代英，在一封信中说：“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当时湖南的学生领袖毛泽东呐喊：“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两位学生领袖，不久便成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

动力：寻找主义

后人说的五四运动，还包括1919年前后一段时间里，知识界推动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思想运动的逻辑是：怎样才能走上真正可靠的爱国救亡之路？必须引进“民主”和“科学”这两位“先生”，从五花八门的新思潮中去寻找和选择一种有效的“主义”。

后来人们说五四运动是思想上的大解放，原因是它激发激起人们对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选择热情，进而对中国社会改造的“主义”进行理性的设计。那时候，动不动就讲“主义”，是知识界的时髦。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前，宣传新思潮的期刊不超过10种，五四运动之后的半年中，中国一下子冒出大约400种新的白话文期刊、大约350种周报，而且都以“传播新思想，改造旧社会”为己任。毛泽东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中兴奋地形容说：这些新思潮的传播，就像洞庭湖的闸门打开了一样，席卷一切，顺它的生，逆它的死！那些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青年人，无不是在对各种思路和手段的比较选择中确立自己的信仰的。

看起来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各种“主义”，毕竟有是否科学，在中国是否可行、是否有效的区别。那时候，最受欢迎的新思潮，当数各式各样的无政府主义。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甚至把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在一起来谈论。

毛泽东在最终作出选择的时候，对当时盛行的各种改造中国的“主义”作了一番比较。他说：改良主义色彩的社会政策派，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没有建设；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一些人选择马克思主义，还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关。比较早地看出“十月革命”将会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李大钊，他和陈独秀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与陈独秀刚烈、率直的勇猛气概不同，李大钊当时给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作家的鲁迅留下的印象是：“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李大钊围绕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发表文章和演说，聚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早期共产党人。

“十月革命”给这些接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带来了两个重要启示。

一个重要启示是把民族解放的道路同阶级革命的道路结合起来。李大钊1922年就说过：“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沉重，格外有意义。”

一个重要启示是树立“劳工神圣”的观念，即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其根本的力量在民众，离开了他们来谈新文化、谈改造社会、谈爱国运动，都无济于事。这个启示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明确概括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有了这两条新的思路，一群知识分子最终把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了中国新的救国之道。相比之下，其他那些一度发生重要影响的“主义”就显得不那么实际和可行，不那么急迫了。比如，胡适倡导的改良性质的实用主义，虽然触及改造社会的许多具体问题，但它无法把握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趋势和前景。

结论很明显，将近100年前，人们是经过苦苦思索、反复比较后，才慎重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像毛泽东当时说的那样，这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

建党：说干就干

在当时，建立一个新政党，是件平常的事情。从1911年10月政党活动公开到1913年底，各种新兴团体一共有682个。其中，基本具备近代政党性质的团体有312个。五四运动前后，各种社团更是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一些后来成为著名共产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都创建和参加了不同的新兴社团。如周恩来在天津创办了觉悟社，毛泽东不仅在长沙创建有新民学会，自己在北京又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

当时影响大的政党，除了孙中山、宋教仁创建的国民党外，还有从清末立宪派演变而来的统一党、进步党和共和党等。成立于1911年的中国社会党，相当吸引人们的眼球。它的创立者是29岁的江西弋阳人江亢虎。中国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基础，以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目标，主张“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并号称追求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实际上却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对一般知识分子有相当的吸引力。1911年底，中国社会党已发展成为有490多个支部和52.3万多党员的大党。连李大钊也曾是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的干事。

1920年春节前夕，在从北京到天津的途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党后就公开发表文章说，他们要建的新党为“社会党”。后来听了李大钊的建议，综合了其他方面的意见和考虑，他才放弃了这个取名方案，将他们要建的新党定名为“共产党”。

寻找“主义”的热情迅速发展为建立新型政党的热情。毛泽东给远在法国的朋友蔡和森写信，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蔡和森在回信中说，干脆“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及留日学生和旅欧勤工俭学生，也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就像人们已经熟悉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那座石库门建筑里开始的。因为7月30日晚上有陌生人闯进来，代表们迅速转移到浙江嘉兴市南湖上的一条红船上，接着召开会议。

中共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的纲领申明，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是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

包括陈独秀的代表和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在内，出席中共一大的一共有15个人，其中13个中国人的构成很有意思——两个前清秀才，35岁的董必武和45岁的何叔衡；一个小学老师，毛泽东；7个大学生，其中3人曾留学日本，3个任报纸编辑、记者；还有两个中学生（王尽美和邓恩铭）。平均年龄28岁，正好是毛泽东的年龄。

遗憾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最重要的人物却没有来。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筹办广东大学预科，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就派个人代表包惠僧参加；李大钊当时正在领导8个学校的教职员，向北京政府讨要薪水。

所有人都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手中没有枪，兜里没有钱，只有心中的“主义”和全国50多名信仰相同的追随者。

8月初（到底是哪一天，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说法）的一个傍晚，会议结束了。散会时，嘉兴南湖湖面上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乘坐火车返回上海，已是午夜时分。人们想象中本该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甚至是开天辟地的一出史剧，就这样落了幕。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全国只有50多人、赤手空拳的新政党，28年后会建立起一个新国家。

选择信仰很难，坚守信仰更难。出席中共一大的13个知识分子，再加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风风风雨雨的旅程中，有人上了“船”又跳了“船”，或主动地下了“船”，在历史的透视镜下，闪射出令人唏嘘的人生光谱。

李大钊，致力于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建设，曾极力促成国共合作，在大革命中活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高层政治舞台上。1927年，他被主政北洋政府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杀害，用的是绞刑。

陈独秀，一生毁誉相参。他担任过5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后被开除出党，随后又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坐牢，自称“终身的反对派”。1942年，他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山村凄凉病逝。

王尽美，因投身工人运动，过度劳累身染肺病，1925年27岁时病逝于青岛。

邓恩铭，1928年在济南因叛徒出卖被捕，两次越狱未果，1931年31岁时被国民党枪杀。

何叔衡，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一位。1935年在福建长汀被敌人包围时，纵身跳下山崖，时年59岁。

陈潭秋，1943年9月47岁时，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死。中国共产党直到两年后还不知道他的下落，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选他为中央委员。

李汉俊和李达，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在1923年脱党，但他们并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脱党后，李汉俊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李达则继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入党。

刘仁静和包惠僧，后来也脱党了。他们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初模样，是参加中共一大的人当中最晚去世的。

陈公博和周佛海，在大革命中退出共产党，成为国民党高官。抗日战争中，双双追随汪精卫到南京伪国民政府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陈公博被枪决，周佛海死于狱中。

张国焘，在中共一大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一直很活跃，曾经是两块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1938年，他逃离延安投奔国民党。1979年12月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老人院里去世。

1949年10月1日，中共一大代表中的毛泽东和董必武，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后来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1975年逝世，毛泽东1976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