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对话黎红雷：新儒商的文明战略

本次直播的主播单位是：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博鳌儒商论坛研究院，支持单位是：中轩集团，联播单位有：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国学频道、北京大学企业家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学智慧与领导力提升研究所、北京人文大学国学院、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中华书院联盟、三智云书院、心和塾、新丝路商学院、方太文化研究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国学会、华商书院西北校友会、十分学堂、广东翔蓝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泰威斯美书院、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北京张其成中医发展基金会、君子岛云国际儒商书院、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诗书旗袍古韵坊、高祖商学院、广州大湾区现代产业发展研究院、三鼎修身书院等。

本次对话的内容分为五部分：一、以文明史为支撑的战略思维，二、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三、当代中国文明的“理”与“势”，四、大国政治与商业行为，五、新儒商复兴当代文明的历史重任。

中国大战略的文明根源是什么？中西战略思维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谢茂松教授指出：中西战略思维，就深层次比较而言，西方以商人思维的精算式见长，要求非常精确地算计投入与产出，从而精准做出战略选择。故而西方战略思维长于利益及其精算，其优点甚为显著，也使其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优势，但其失也正在于此。西方商人精算式的战略思维，其战略考虑至多三五十年;中国乃是以历史意识为支撑的战略思维，其战略长则可以百年甚至几百年计。中国人算大账，小账服从大账。中国的战略思维不做最好的打算，尤其是各种最好条件具足的打算，而首先要做最坏的打算，然后才去争取相对好的结果。中国的战略思维从政治地理而言，离不开大国规模的巨大纵深，这是大国战略思维所能展开的巨大地理空间，即传统所说的“地利”。巨大的战略纵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也就是传统所说的“人和”。一方面，中国规模之大、文明之久远， 总会涌现一批为国殚精竭虑谋划的才智者；另一方面，中国最广大的民众是中国以历史意识为支撑的战略思维的最大基础。中国文明最深层次的，是为家族、为子孙后代计的无比深厚的意识。每代人感受着责任、使命的感召，他可能一开始尤其年轻时完全没意识到，但身处此文化，最终也感受到责任。中国人可以为家族、为后代而付出、而牺牲，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个体式的思维。这就是以历史意识为支撑的战略思维的底气所在。最后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战略思维对于理、势同样重视的高度理性与现实主义，这带来其高度的灵活性，强调权变与时中，故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并能涵括、超越西方的精算思维，中国的战略思维非不算账，而是要光明正大，是要以王道来涵括霸道。

黎红雷教授在点评中专门就“王道与霸道”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一般而言，“霸道”就是以力服人，“王道”就是以德服人；但在现实中，历代的王者善于以霸道的实力实现王道的理想，即所谓 “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以杂之”。关于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从表象上看，历史是时代引领者推动的。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也是影响空间最大的文明之一。其原因何在？谢茂松教授指出：中国文明给人最直观的印象，一是大国规模之“大”，这是从空间上说的；二是历史文明连续未断裂之“久”，这是从时间上说的。世界史上独有中国文明同时具有“可大之道”与“可久之道”这两个面相。《周易》首卦乾卦，其卦辞“元亨利贞”正说明了其中的中国文明原理，“大”的原因同时也正是“久”的原因。“元”，表示元初、初心，也表示“仁”，表示德性之至善与纯粹；“亨”表示亨通广大，只有葆有“元”之纯粹善，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利”不是一己私利、少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广大百姓普遍的利益；“贞”是稳固持久。“元亨利贞”表示大而能久，是因为初心的善与纯洁。葆有初心之纯粹，虽开始力量微小，但由于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所以最终能壮大并持久。《周易》被认为是“忧患之书”，《周易》中的许多卦辞都是在讲如何在忧患中“进德修业”的原理，而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次次衰而复兴的历史。朝代虽有更替，但文明一直连续未断裂，即使经历了一次次忧患，总是能剥极而复，重新壮大而持久。“天道”之“元”下贯为“人道”则为“仁”，或由一字之“仁”扩展为两字之“仁义”。“仁”这一文化价值落实到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则政治是仁政，是“设官分职，任贤使能”的儒家士大夫政治；商业虽然逐利，但“利者，义之和”，为富不仁是被批判的，“买卖不成仁义在”。就中国所具有的通史的通贯性来合而观之，中国人作为文明意义上的“人”与作为具体历史中的“人”是合一的。

黎红雷教授在点评中指出：中国文化在国家层面强调长治久安，在个人层面强调安身立命，其核心价值观是“仁义礼智信”。中华民族成长的的历史是一部苦难的历史，也是一代代仁人志士忧患与奋起的历史，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诗句，就是生动的写照。中华文化之所以延绵不绝，甚至一次次绝处逢生，从苦难中创造辉煌，与其“顺天应人”的思维也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重要的制度创新，包括西周的“分封制”、秦汉的“郡县制”，以及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这三次制度创新有哪些特点？当代中国的制度创新与传统文明和当代文明之间存在哪些关联？谢茂松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制度背后是新文明传统的逐渐成形，这将影响中国未来千年，同时也将给世界提供目前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两千五百年前孔子说周代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一世为三十年，百世为三千年。西周三千年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文明，一方面集中国文明古今之大成，是谓“古为今用”；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部分消化、吸收进而最终涵摄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是谓“洋为中用”。但皆以对“我”，尤其是对“现代之我”的自我完善为主，这是文明自信的重建。新中国71年的经验显示，中国正是因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更自信地向外学习，从而在工业文明上实现赶超，更在新的数字文明的起点上与世界最先进者同步。数字文明所具有的平等性与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共通之处，但数字文明在全球运行的结果往往是带来新的数字技术垄断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体制才能对其既善加利用又加以规训。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结合市场经济、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高度弹性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以贯之的原则性与高度灵活的适应性的统一。中国在数字文明时代领先，将使中国文明再次伟大复兴，结合数字文明的中国新文明既是古老的，又是常新的。

黎红雷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温故”方能“知新”，中华文明的发展，就是新与旧不断冲突、不断损益、不断扬弃的过程，即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自强”方能“开放”，中国文化有其主体性，又能够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以壮大自己，以我为主，向外学习。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数字化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寻找时代的契合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就是大国政治。那么，这种状态对于中国的政治文明产生了哪些影响？特别是中国式的商业文明与大国政治之间有哪些内在的关联？谢茂松教授指出：西方以城邦小国政治为常态，中国则以“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为常态。大国政治不仅追求大，还要同时追求“可长可久之道”。中西方政治文明形态差异。起源于“两希文明”的西方文明早期政治形态是城邦政治，属于小国政治。治理小国具备一般的法律、规则就大体足够，并不要求治理者有极高的政治能力。中国则是大国政治，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管理国家的是非世袭的士大夫官僚，即“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士从最广大的农民中产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代表着天下百姓的整体利益。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和官僚体制，西方则迟至近代才产生。近代之前，西方社会政权由世袭的国王以及领主、骑士所掌握。15世纪以后，商业、资本逐渐取代世袭贵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轴，西方近代社会演进为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是以工、商以及资本为中心，政府围绕着商业、资本转。而在中国，政治一直处在社会中心位置，商业、资本围绕着政治。在中国文明传统中，政治对于商业、资本既善加利用，又能加以规训，从而对于资本过度逐利以及资本没有祖国的特性加以约束；中国有资本经济，但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中国未来不会发展出西方“个人帝国主义”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与作为中国文明核心的儒家文明传统的深厚底蕴有着甚深的关系。中国文明的“良贾深藏”的道理很深，需要善加领会。以明朝之国力以及技术，中国没有选择实行海外扩张。海外贸易利益太大了，近代西方帝国的崛起都离不开海外扩张、殖民，殖民地是帝国财富的最主要来源；但随着海外殖民地的扩大，也滋生了帝国发展的隐患并最终酿成分崩离析的结果——分散的广大的殖民地产生离心力，最终不受帝国本土控制。然而中国从古至今都没有选择西方的扩张手段，为了维持内部大的规模，国家要在秩序跟活力之间保持一个动态平衡。从中国文明自身对内、外价值的优先选择来看，总是在权衡内外轻重，不能外重内轻。

黎红雷教授在点评中特别肯定了谢茂新教授从大历史的角度，对海外扩张与殖民主义的剖析。黎教授指出：评判一种制度的优劣，关键在于其治理的优劣；而中国的“治道”传统源远流长，为中国制度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保证。在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架构下，“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各有其位，各得其所，商业和资本得到有效的引导和规范，不断焕发活力，而又不至于尾大不掉、反噬社会。由此，中国社会有着相对稳定的内在秩序，同时又充满着适应外在环境变化的活力。

治理国家与治理企业，其道理其实是一致的。新儒商企业如何汲取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而走上生存、稳定和发展的可持续之道？又如何丰富当代的治理智慧，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谢茂松教授指出，新儒商之为“商”与“儒”，首先作为商之为商，要能“生存”下来，能生存下来之后方可谈“可大可久之道”，这尤其体现在企业创业阶段，创业阶段不能管这么多，它必须首先寻求活下来；其二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的“稳定”，这就是“萧规曹随”；其三是发展，这时才谈得上对于可大可久之道的追求，其中包括对于社会有贡献，要有高度的应变能力以及自主创新的活力。儒商有其历史，有过去、现在与未来。今天要深刻理解新儒商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高度契合性。新儒商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即企业尤其是儒商如何与国家整体的发展目标以及社会发展、社会责任相结合；二是企业的教育，学术如何给企业灌注文化与价值观；三是企业自身如何产生以往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这是政学商共同的价值观。新时代儒商要能前瞻性地深刻洞察天下大势。接下来的世界文明是由工业文明演进到数字文明，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一直领先，在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挨打而赶超，在数字文明时代将重新领先于世界。儒商要深刻地与此相结合，在科技、产业的新方向上把握新机遇。

黎红雷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企业，都要寻求稳定与创新的平衡，稳定才能发展，创新才能成功。政治与商业要有良性的互动，企业家要抬头看方向，关心政治和社会的现状而确定自己光荣与梦想的落着力点。儒商是商界的“君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有道有德，道创财富，德济天下。他强调三点：第一，认清天下大势，中华文明复兴势不可挡；第二，确定文明价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第三，承担历史重任，做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复兴的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