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以民为本，天下大同

2020年7月12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论坛（第一期）成功召开。八位国内专家、学者围绕“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指出，世界疫情让大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两大问题。虽然世界疫情尚未结束，但论坛以“后疫情时代”为题，显示出思考疫情需要历史的疏离感，需要长时段的历史意识。

他指出，要充分认识中华文明在应对瘟疫、国家发展、全球治理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从应对疫情、还是从全球治理角度看，民本主义的中华政治文明比以征服自然的西方“现代文明”、推进人类趋同的新自由主义、资本至上的西方文明，更适应应对全球化、现代化挑战。

全文如下：（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仅供参考）

此次新冠疫情是近百年来对人类社会冲击最大的疫情，也是现存各个文明、国家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必须回答的共同考题。对疫情的应对结构，将对各个文明和国家的存续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未来世界的发展机遇，会更垂青于战胜疫情的“胜疫国”，而“败疫国”则可能落入“群体免疫陷阱”中苦苦挣扎，其复苏之路必然曲折而艰辛。更大的问题，则是在遇到人类与病毒这类来自自然的共同挑战（如气候问题）的时候，如何才能实现合作。

首先，谈一下对疫情的基本判断。到今天为止，全球感染近1300万人，死亡57万人；按照世卫组织的看法，疫情还在大流行之中；按照流行病专家看法，现在还是第1波；今冬明春，还可能爆发第二波。就此意义，我们还没有进入疫后，而是在疫中。目前，感染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感染330万（昨天新增7万），死亡近14万人。巴西第二，185万；印度第三，85万。从人口基数和应对情况分析，估计世界前三很可能就是这三个国家。如果检测能力增加，印度有可能后来居上。考虑到疫苗研制的困难与可达性（生产能力、价格、接种意愿和能力），疫情至少要再延续1年。根据目前对病毒的研究，因病毒的变异性强和抗体稳定性低，新冠病毒很可能将与人类长期伴生。

第二，谈一下民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疫情应对中的差异。中国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尚书》中记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维持数千年的民本思想，决定了中国政治家在遇到人与病毒之间战争时几乎本能的政策选择。2003年爆发的SARS，是人类社会在21世纪遇到的第一场全球流行传染病。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中国遭受了重大损失和得到了惨痛教训，其中分量最重的一条就是面对疫情“生命至上”，当然也从现场流行病调查到防治对策，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经验。在2009年当新型流感H1N1大流行的时候，中国根据应对SARS的经验，采取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为主的公共卫生对策，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公共卫生部门在十几天时间里就分离出病原体、测出基因序列、研制核酸检验试剂，追踪密切接触者，调查测量出新冠病毒感染14天潜伏期，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为大规模抗疫奠定了科学基础。在确定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后，中国政府采纳专家建议，果断下令“封城”。从回溯的数据看，中国新冠确诊人数，有62%在武汉，80%在湖北。封住了湖北武汉，就在全国意义上隔离了传染源、切断了传播途径和保护了易感人群。湖北武汉为疫情做出的牺牲，为全国防疫控疫奠定了基础，也为能够从全国抽调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创造了条件，为动员起在节日停工状态下的世界最大制造体系赢得了时间。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组织下，中国人民迅速动员起来，以参加一线抗疫、生产抗疫物资到严格居家隔离的各种方式，投入到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之中。正是确立了最大程度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战疫目标，中国抓住了疫情爆发尚未扩散、稍纵即逝的机会之窗，把疫情压制在了局部地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以全国万分之0.6的感染率、10万人死亡数为0.33人，赢得了抗击新冠疫情的第一阶段胜利。

以公共卫生总体水平衡量，欧美发达国家要比中国强许多，然而若论应对此次疫情的表现，与中国比较则有很大差距。在欧洲，最早爆发疫情的意大利，感染率为3.4‰，10万人死亡数为41.6人；英国感染率为2.6‰，10万人死亡数为41.6人；法国感染率为2.5‰,10万人死亡数为36人。即使是在欧洲表现最为出色的德国，感染率也达到2‰，10万人死亡为8.3人。美国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目前均为世界第一，其感染率为1%，10万人死亡数为43人。欧美国家应对此次疫情的最大失误在于早期不作为，有的甚至打算采取放弃政府责任的“群体免疫”策略。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迷信“小政府”“有限责任”“程序正义”等政治原则，政府对人民的生命不必承担主要责任。在疫情爆发后，欧美国家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致使疫情在全国范围快速蔓延，感染率急剧上升，医疗系统严重承压，死亡率快速增加。

对比研究就会发现，在国家抗击疫情行动的背后运行着两套不同的政治原则，一种是民本原则，另一种是资本原则。根据不同的原则，构建起具有不同政治文明传统的国家，也会据此应对国家所遇到的危机。按照资本原则，面对疫情要先权衡抗疫的成本与收益，要关切抗疫行动对股市和金融市场的冲击，要应付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党派争端，要考虑选票的得失，要迎合个人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抵触，要制造对手、攻击对手，要唤起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以动员内部，要提高收视率、影响民调，也包括推卸责任、发起诉讼索赔等等。资本原则把人类与病毒的战争，变成一部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甚至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混合战争，表现出强烈的文明排他性——不抄作业，是基于文明、种族的优越感，国家对“他者敌意”的意识形态。

第三，充分认识中华文明在应对瘟疫、国家发展、全球治理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中华文明主张“天人合一”，中医药也不是杀死病毒，而是要“邪不干正”即可；在个人与群体关系上，主张个人权力与自由不能损害群体利益，要在两者间保持平衡，维持中庸之道；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主张合作，文明之间提倡互鉴互学。无论是从应对疫情、还是全球治理角度看，民本主义的中华政治文明比以征服自然的西方“现代文明”、推进对人类趋同的新自由主义、资本至上的西方文明，更适应应对全球化、现代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