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跃进：传播中国声音，需要带温度的理性和带感情的逻辑

2020年7月12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论坛（第一期）成功召开。八位国内专家、学者围绕“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会上，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这次疫情，就像上帝在地上掷了一个骰子，不分文明、国家、人种、体制，大小国家都遇到同一个病毒，这对于政治学来说，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研究机会。我们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治家面对同一个变量，如何做出不同回应。第二，中国抗疫虽然取得如此成效，但并没解决挨骂、西强东弱的问题。100多年来我们没有自信，要解决100多年来的不自信，不是三年、两年的时间能解决的问题，要通过代际更替来完成，这就凸显了教育的重要性。第三，我们还要做好外宣、内宣一致性的工作。

全文如下：（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仅供参考）

这次研讨会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办的。从论坛主题到单位名称都展示了鲜明的学术立场，亦即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中国道路。无论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就世界格局的变化而论，将这一命题置于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中心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活的时代变化无常，既提出了严峻的理论挑战，也提供了很大的创新空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来思考理论建构的问题，立足点高、视野宽阔，既有利于充分展现自身，讲好中国故事；也有助于国际间的比较和交流，建构人类共同体。衷心希望这个中心和这个论坛能够不负众望，成为中国理论场域和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平台，以及国际文化交流的鲜活舞台。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这个标题内涵了一些重要的假定。当下，我们仍处在疫情期间，这次会议以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同时举行，线下的人还带着口罩，它提醒人们疫情还在身边，并没有离去。身处疫情来讨论“后疫情时代”的话题，是一种超越，更是一种自信。就此而言，所谓的“后疫情时代”该是中国道路进入相对成熟的状态，是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大考后的状态。正是这种成熟状态使人们有可能对其进行系统总结、全面归纳和理论提炼。当然，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超前的思维活动，是一种积极的准备。预期及其对预期的反馈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样式之一，对于理论建构工作而言，同样如此。

我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政治学领域。刚才谢茂松老师提出了十二个研究问题，非常精彩。在逻辑上，可以将这十二个问题归结为四个特定的专题：意识形态（价值重构）、政治制度、政党研究、国际关系/人类社会前景。其中，政党研究可以归入政治制度的范畴，因为它太重要了，故将其独立出来。这四个专题都与政治学研究有着紧密的关系，是经久不衰的话题。

既然如此，全面系统地讨论这些问题有什么新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中国文明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不同进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和参照系来进行的。在隐含的一系列假定中，最为重要的预设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落后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的，政治现代化的出路是体制转型，实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的提出相当于唱了一个大反调。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解这一点真是需要开脑洞：首先在文明观、现代化理论方面破除既有的观念束缚，确立多元现代性的理念；其次在方法论和知识论上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基于中国历史和改革开放的经验来修正、丰富、补充、创建理论；再次，在充分吸纳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重构新的知识世界。我的一个感觉是，这是一场正在发生、必将成型的社会科学领域内范式层面的知识革命。

从知识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文明视野内含了“历史是重要的”这一命题，但又不局限于此。政治学者所使用的词汇中，有不少体现了对历史因素的重视，如“路径依赖”、“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社会资本”、“传统”等。在极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词汇是在制度主义脉络内使用的，而文明视野使我们有可能超越制度主义的束缚，尤其是摆脱民主与威权二分法的纠缠，为人们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方向。经由文明的中介，历史不再是一个前置或外生变量，不再是一种知识背景，而是内在于现实政治之中，是一种积极和能动的构成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中国政治的文明视野与强调历史政治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文明视角可能在站位上还要高一些。因此，本人对于茂松兄的学术雄心是敬佩的，愿以一种积极的态度看待这一学术实践。当然，在具体问题上如何展开研究，存在众多可以讨论的空间。

回到此次疫情，虽然还没有过去，但许多人做出了不少重大的判断，如历史发展的加速器，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多元格局的形成期等。这些宏观判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形塑着日常生活的意义。刚过去的这个学期，我在清华有一门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的课程。课程的进展深受疫情的影响，遂与班上同学商议，将此次疫情作为课程教学的分析对象。这样做的一个理由是，疫情相当于一场上帝做的社会科学实验。这听上去不那么政治正确，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事实。在病毒面前，政治学关注的传统区分——民族国家、政治制度、阶级、意识形态，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政党，面对着同一个病毒变量，如何做出应对，产生了哪些后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比较的研究课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对疫情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政治家和民众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是多样的。出乎意料的是，在人类最需要团结抗疫的时候，却发现合作的难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之间合作得很好；为什么此次疫情美国却采取了疯狂的甩锅行径？相比于金融危机，此次疫情涉及的是人的生命问题，按道理其重要性比金融危机更大。面临着人类基本的生命和生存问题，为什么中美之间不能合作，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此次国内的抗疫斗争虽然有不少值得反思和改进之处，但总体上说，中国的许多做法确实展示了自身的特点和力量，用主流话语来说，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了治理绩效。这与美国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课程结束时又与同学商议，课程考试采取合作写文的方式，将课程讨论的内容转化为一篇学术论文——将“举国体制”这个术语转化为一个学术概念。这种做法在我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是第一次，也算是教学（理论）结合实际的一个尝试，觉得挺有意思的，对于“学术自信”也有了新的体会。

我相信，经过此次疫情，人们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或重大问题会有新的认识和看法。虽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依然没有摆脱挨骂的局面，没有设置议程的掌控力——因此在许多场合下只能采取“怼”的方式，但是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并致力于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挑战性很大。我目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意识形态重构与有效宣传之间达致一种动态平衡。按常规和逻辑，理论建构工作在先，宣传工作在后。但现实情况是理论建构与宣传工作同步进行，理论建构方面存在的缺陷被带入宣传工作之中；反过来，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理论问题也倒逼理论界和学术界。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描述这一转化期的特别现象。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如果说，理论建构侧重的是理性和逻辑的力量，那么宣传看重的是带温度的理性和带感情的逻辑。在国内维度，我们要强调自信，没有这种自信，中国道路是走不下去的；在国际场域，要做好广义的外宣，让世界读懂中国、理解中国。如上所述，无论是内宣，还是外宣，事实上都以不同方式从事着意识形态的建构活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构是在内宣和外宣的双向互动中进行的，两者不可能割裂开来。在以前可以，内宣与外宣是相对隔离的两个场域，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式。在全球化、互联网、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背景下，内宣与外宣在技术层面的区分依然是意义的——听众不同，讲话的策略也就有别；但在理论体系和话语建构方面，两者必须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体现在逻辑上，论证方式是一致的；在终极发展目标上，国内说法与国外说法必须是相同的；不能关起门来是一套，打开天窗是另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