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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雅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全球治理

马丁·雅克
来源:环球时报发布时间:2020-10-04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带来何种影响?乍看起来,人们有充足理由相信,它或许会让世界各国变得更加紧密。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它迅速席卷各个国家,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被波及的各国需要彼此汲取经验,其中包括关于病毒的性质、彻底消灭或遏制病毒所必需的社会措施以及抗疫所需的医疗和防护设备等等。

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方面已经成为现实,但又肯定不是当前的主流。相反,新冠肺炎疫情“毒害”了全球关系并加剧了紧张。这是我们思考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一点。那么原因何在呢?

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之间日趋恶化的双边关系。从一开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就处于这个背景之下。从一开始,中国就遭到西方媒体以及一些西方政客恶意并且令人惊讶的攻击。这便是这些攻击的恶毒之处,尤其在一些西方国家,它对那些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现在漫骂的海啸已经逐渐退却,但全球抗疫合作的前景却因此遭到了严重损害。

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造成负面影响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带来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引发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担忧和恐惧;它使各国政府面临如此艰巨的挑战,而且它们大都倾向于眼睛向内看而非向外看。国家间的辩论、争吵和行动消耗巨大,极大抵消了相互学习的愿望。这场危机远没有使各个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加紧密,相反却倾向于将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尤其是相关国家内部疫情危机的规模,蒙蔽了更加广阔的视角和观点。它被一些国家视为一场国家性而非国际性危机,结果大家就在抗疫中各自为战。

有关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二点思考是,抗疫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理能力的一场巨大测试。如果给它寻找一个量级相等的类比,我们很难不想到战争。就像战争一样,它极大程度地揭示出各个国家的治理能力。

面对疫情,世界各国的应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中国、韩国、越南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抗疫方式当然存在重要差异,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相似之处:

首先是政府的角色和强大治理能力及其获得的人民的尊重。其次是民众的集体主义素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纪律性。举例来说,与其他一些地方不同,戴口罩从来就没在东亚成为争论的对象,而是被普遍遵守。再次,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抗疫的目标都是遏制和根除病毒,而非简单地控制。这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前提。它们在抗击疫情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它的表现尤其突出。

第二种应对方式是西欧国家,它们一直在试图控制而非彻底消灭病毒,在这个意义上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抗疫成果。但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有关政府角色与个体权利、经济复苏需要与生命权利等关系的争论。在对抗疫情方面,这些国家做得远没有东亚地区成功。

第三种应对方式就是美国和巴西,那简直是场灾难,因为抗击病毒一直被认为是次要甚至被嫌弃的工作事项,而非根本要务。作为后果,死亡病例大幅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此过程中,与个体权利相比,政府的角色被弱化;满足经济需求也成了优先于对抗病毒的事项。

这些不同类型抗疫方式带来的后果将会影响深远。长期来看,它肯定会使围绕不同治理模式比较优势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目前这些争论还不算是核心议题。本届美国政府失败的抗疫,加上过去20年来美国经济政策的失败,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已走上下坡路的全球影响力。

对于新冠疫情影响的第三点思考,涉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情况很难让人乐观。当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比年初时进一步割裂了。这会削弱全球治理的可能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和缩减资金支持。因为美国的态度,世贸组织的未来也遭遇威胁,短期内不大可能正常运转。即便拜登当选,全球合作的前景可能会变好一些,但也很可能无法回到从前的状态。

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治理的进展更可能会出现在地区层面。一个明显而且鼓舞人心的例子是,中国和欧盟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相向而行,这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取得进展至关重要。同样,“一带一路”倡议也提供了新型国家间合作的前景。

长远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也可能会带来更广泛形式的合作。经历这场疫情之后,世界对未来疫情带来的威胁将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东亚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好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有应对“非典”的经验。假以时日,世卫组织将会得到加强,希望也是如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和教训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分享,首要的当然是医疗专家。这无疑会塑造未来世界再次面对疫情时的应对举措。

(作者Martin Jacques是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本文基于作者在“蓝厅论坛”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