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部崛起、东西并举”的战略展望

（这是郑必坚会长主持“西部崛起战略”课题研究所形成的内部报告的节录，成文于2013年5月23日。该这课题由郑必坚会长于2012年8月立项，随后郑必坚会长以八十岁高龄，四次率队分别赴云南、广西、新疆、四川调研，同省市县部分党政负责同志、发改委、社科院、党校、高校的专家学者座谈交流，听取意见。）

一、突出提出“西部崛起、东西并举”战略的由来

(一）早在一九八八年邓小平就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在什么时候、什么基础上突出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呢？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二）从南方谈话到今天，已整整二十年，我国发展大局发生了深刻变动。上世纪末开启的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已拉开了“西部崛起”的序幕。现在西部发展速度虽已快过东部，但仍面临一系列发展不平衡的挑战。“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可以说是最大最紧迫的挑战。

(三）从国内大局看，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现在是到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个被动局面的时候了。建议党和国家在东部向新高度继续崛起的基础上，统筹谋划我国东西部发展布局，坚持改革、开放、稳定、固边方针，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办好“西部崛起”这件大事，打开“西部崛起、东西并举”新局面，以改变西部深度贫困状况，并在此进程中着力解决好西北主要是新疆的民族和谐和共同发展。

从国际大局看，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我国西部大开发离不开西部大开放。我西部周边形势错综复杂，但多方面有利因素仍给了我们一个向西实施大开放的极好机遇。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可以说今后八到十年，即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〇二〇年或二〇二一年的这八到十年，应是实现“西部崛起”的决战决胜阶段。

(四）“西部崛起”战略似宜由边及里进行布局。从当前情况来看，西北的新疆和西南的云南、广西，既属发展开放前沿而又面临种种尖锐迫切冋题，宜作为先行先试的着力点。

西北(这里专指新疆），虽然存在反恐、维稳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但总体而言，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为进一步发展打下重要基础。就外部而言，虽然相连的中亚地区存在“三股势力”和外部大国势力插手，但总体上说，该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迅速释放，又与我展开反恐合作，正是我发展合作，推进共同发展的好机会。

西南(主要是云南、广西，连带作为战略后方的四川、重庆，西藏暂不论)与西北情况有所不同，发展条件更为有利。虽然外部压力增大，但总体而言，东南亚和南亚，人口众多、市场广大，经济合作潜力巨大。

因此，从现在起，进一步展开实施“西部崛起、东西并举”战略的布局，完全必要和可行，机遇大于挑战。当然，鉴于实际的种种复杂情况，不同地区扩大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将会有所区别。

(五）从发展程度看，西部是否达到全面建成小康水平，似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衡量:一是西部十二省区GDP占全国总量的比重从现在的四分之一到二〇二〇年达到三分之一，人均GDP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民生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指标接近东部地区。三是民族宗教问题得到缓和，基本实现和谐相处。四是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根本遏制。五是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步发生带动作用。

这就要求“两个统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固边发展与改革开放。

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小打小闹不成，力量过度分散不成，不解放思想不成，不大大振奋中华民族发展西部的劲头也不成。

二、力争十年内形成“西部崛起、

东西并举”的八项“新布局”

(一）调整国家相关领导体制，以利形成统一指挥之新布局。

    西部开发开放涉及周边国家之多前所未有，情况之复杂前所未有，相关情势变化之大前所未有，宜作为国家战略来抓。需要国家给予比当年对东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更大的支持力度才行。这首先要求调整西部开发开放领导体制和统筹协调机制。

(二）打造“西部开放带”，设立西部特区，完善口岸体系，形成“三级战略梯队”之新布局。

考虑到西部和周边新态势，我国对外开放似宜从主要倚重东部沿海地区转向在东部继续加强开发开放的同时，提升西北西南作用，打造“西部开放带”，以利发挥其特殊区位优势。特别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10+1”自贸区，建成区域化程度较高的对外开放前沿。

比如，借鉴吸收东部经验，在西北和西南设立若干开放度更大的经济特区。如新疆霍尔果斯、伊宁和喀什，云南瑞丽、腾冲和西双版纳，广西北部湾和凭祥等，可“先行先试、特事特办”，使其成为拉动西部与周边地区共同发展的引擎。

比如，开拓和完善边境口岸体系，建立省、市、县、乡（镇）四级口岸体系，提高人流、物流进出境便利度，同时加强进出境人员和物资管理。赋予重庆、成都、西安、乌鲁木齐、昆明和南宁更大的开放权限。

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三级战略梯队”。第一梯队以数十个边境中小城市作为西部开放的战略前沿。第二梯队以乌鲁木齐、昆明、南宁作为三大次区域战略基地。第三梯队以成都一重庆一西安为支撑西部战略的“铁三角”(未来有条件成为中国联结整个欧亚大陆的三大枢纽)。西部三级梯队布局同中部、东部区域战略结合，将形成适应“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需要的全国发展新格局。

(三）加大对西部投资力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工业化，打造西部特色产业链和金融高地，形成固边与发展相结合之新布局。

今后一段时间西部还将处于投资拉动增长阶段。为实现到二〇二〇年GDP占全国总量的比重达到三分之一的目标，国家需进一步加大对西部投资力度、资源补偿力度和税收优惠力度，努力使西部保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率。

以西部已形成规模的优势产业(如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特有生物资源研发和特色农业等)为龙头，在工业化进程中打造和完善西部特色产业链。加快推进同工业化相结合的具有西部特色的城镇化。结合固边发展和行政区划改革，建成一批新型城市群和城市带。

着眼长远，打造金融高地。可研究在有条件的西部城市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在乌鲁木齐、昆明、南宁设立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开放的试点，在银川设立中国阿拉伯国际结算中心，以利于国际资本直接进入西部。

(四）着眼西部长治久安和生态安全屏障，启动西线调水工程之新布局。

西部是长江黄河等重要水系的发源地，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但又是全国生态系统中最脆弱的部分。西部(尤其西北)生态环境能否恢复和改善，“水”的问题至关紧要。鉴于今明两年东线、中线调水工程即将竣工，建议及早组织“西线调水工程”的调研论证工作，并制定可行方案。

西线调水工程有小西线、大西线两种设想。在统筹相关省区需要，并在符合联合国相关公约基础上，宜抓紧布局。

(五）加快向西大通道建设，形成与周边国家全面互联互通之新布局。以西北、西南铁路通道网为基干，结合西北、西南的高速公路网、河流航运网、油气管线网、电网、通讯网，构成一个总体大网络，大大增进与周边国家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互动，促进“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之构建。对内，可抓紧启动西安一成都一昆明线和昆明一南宁一广州线的高铁建设。对外，可抓紧启动以喀什为起点的中国一巴基斯坦一伊朗铁路线，和以昆明为起点的经瑞丽入缅甸抵印度洋铁路线建设(重庆经霍尔果斯出境经中亚至欧洲的铁路运输已投入运营)。

(六）抓住“西部崛起”重大新机遇，形成强大干部人才队伍之新布局。可以预期，“西部崛起”新局面一经打开，必将鼓舞和吸引大批优秀干部、青年和专业人才近悦远来，西部将成为他们接受锻炼、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和巨大舞台。

为此，可抓住这个重大新机遇，用新思路、新办法对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作一个新布局。

比如，动员一大批内地优秀领导干部到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和艰苦地区的省、地、县三级领导岗位任职，最好长期。

比如，吸引内地广大青年和各行各业专门人才到西部地区创业、就业。加大政策优惠力度，激励他们扎根西部。

比如，组织西部边疆地区民族干部到东部沿海地区交流任职并逐步扩大规模。

比如，较大幅度提高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和艰苦地区干部工资待遇，以提高干部队伍积极性和稳定性。

总之，宜借鉴东部特区“特事特办”经验，不仅经济发展工作可以特事特办，干部人才工作也可以特事特办。

(七）抓住“西部崛起”重大新机遇，通盘谋划西部民族、宗教、人口问题，改革调整相关政策之新布局。

“西部崛起”要求处理好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人口问题，同时它蕴含的机遇又为我们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抓住“西部崛起”这个重大新机遇，通盘谋划，改革调整相关政策，开启西部地区民族、宗教、人口工作新局面。

(八）加强西部反恐维稳工作、创新新疆建设兵团体制之新布局。

西北主要是新疆的民族关系问题将长期存在，这要求我们对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充分精神准备，一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一手加强反恐和维稳力量。

新疆建设兵团对新疆固边发展和长治久安意义重大，亟需通过体制创新以利加强和发展。

三、迎接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西部崛起、东西并举”，这种局面的开拓和形成，将成为中国千年历史进程中从未有过的大事业、大变局。

从发展前景看，实现“西部崛起”，中国东部和西部走向相对平衡，同时向西北、西南两个方向拓展周边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和平发展，这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历史将会证明: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将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真正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