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围绕创新链，实施六项创新驱动发展策略”的建言

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3月4日会见“两会”科技界代表时、在7月17日视察中科院时、在8月29日视察大连高新区时、在9月30日中关村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从创新的战略布局到工作目标，发表了重要讲话。如此连续、高密度的阐述凸显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接下来的实施问题成为焦点。实施策略、实施阶段、实施路径、实施抓手等都是“命题作文”，必须探讨出满意答卷，才能真正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

    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正是世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孕育期，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应对战略，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创新资源。与此同时，创新本身也在发生剧烈变化：二战以前，创新的主流是爱因斯坦、爱迪生为代表的个人英雄主义；二战以后，创新的主流是阿波罗工程为代表的组织化群体创新；当前，创新的主流演变为以乔布斯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家、以马斯克为代表天才型“极客”和依托互联网的维基百科式“众包”。

就我国创新面临的形势而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历史性交汇，再加上创新方式本身的变化，“三江并流”，局面复杂。习总书记说：“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在这个关键阶段内，必须“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与活力”，寻找产业和科技形成合力的最佳路径，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两张皮”导致的创新链断裂，已经非解决不可

（一）“两张皮”与“剪刀差”现象

2012年，我国制造业产出的世界占比接近20%，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我国科技资源的数量排名也数一数二：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科技人员，专利申请数世界第一，发表论文数量世界第二，每年700万左右的本科毕业生，其中理工类毕业生已经超过美国。

虽然我国产业体系和科技体系都是高速前进的“列车”，但是一直两股道上运行。制造业需要的技术主要来源于“引进”，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发项目并不来自产业需求。政府所属研究机构获得的研发经费仅有3%来自企业；科研机构面向企业直接需求的研究立项微不足道；2011年我国专利技术转让实施率（即全国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数量与全国专利授权数量之比）只有0.29%，这与发达国家5%左右的实施率存在巨大差距。

我国科技投入年增长率达到20%，财政性的科技投入每年已超过2000亿。但是投入与产出不匹配，重大产出偏少。没有重大的原始创新，没有完全依托自有知识产权，开创出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汤森路透2012年全球创新力企业(机构)百强中，有32家亚洲企业，中国公司竟然无一上榜。我国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0-40%左右，投资和劳动依然占60-70%，发达国家的创新贡献率为80%。总之，快速增长的科技投入和创新驱动效果之间存在“剪刀差”。“两张皮”就是“剪刀差”的来源。

（二）  “两张皮”已经存在30年，成为发展中的“顽疾”

30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和创新。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战略”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逐渐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事业发展道路。但是，在经济与科技结合的关键问题上，“科教兴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是口号，没有落地。

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人在中关村组建“北京先进技术服务部”，从那时起，学习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技术扩散”模式，探讨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模式已经进行了30年。现在全国的高新技术园区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很成功，但是实际入驻的企业，创新含金量不高，装进篮子就是“菜”。至今，没有诞生一个类似硅谷、引领创新的高地。

2000年左右，国企改革，直接把200多个行业研发机构从事业单位变成为企业，它们在技术创新方面都是各个行业的排头兵。由于企业的考评标准是利润和资产的保值增值，而研发机构是原创研究和应用研究，这种类型的研究院、设计院采取了赚快钱的做法，把储备的技术拿出来办“小生产”，经营方式越来越等同于生产企业，离研发越来越远，以至于我国在行业重大共性技术的研发方面存在欠缺。

2012年9月出台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这个方案有20条建议，提出很好目标和原则，但是没有实现路径和操作手段。体制改革需要大开大阖，不能只在当前体制中做加法，没有结构性改变，就会陷入循环怪圈，解决的问题和产生的问题一样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样会沦落为口号。

解决“两张皮”与“剪刀差”问题，把研发机构简单地推向市场，并不可行；把科研机构和生产机构进行简单合并，也不可行；在科技体制改革中，不仅要有目标和原则，还要有路径和操作手段。总之，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寻找更深层的体系性、系统性障碍。

（三） “两张皮”的背后是创新链的断裂

科研院所和大学是基础知识的生产主体，是新方法、新手段和新价值的源泉，也是重要的知识库和人才库。企业开展的基础研究，其目的掌握该领域的发展动态，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以抓住新出现的商业机会。技术创新需要很多与产业有关的特定知识，这些知识具有局域性、产业或企业特定的特点。技术成果要转化为商品，还需要大量的工程化的知识、市场的知识，积累在企业人员的大脑里，需要不断实践，需要时间和资金的投资才能完成这个过程。在科研和产业之间，存在一个完整的知识“流动和增殖”链，也可称之为创新链。

当前，我国创新链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体制障碍。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运行机制和评价机制各异，三者的激励机制差别明显，很难在市场的牵引下结成利益共同体；企业与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制度差别较大，企业与事业单位的人才考核、职称评定、工资制度，以及住房、医疗、养老等差别较大，导致科研人才不愿流动到企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成果的转移一定伴随着人才的流动，否则很难成功。创新型企业和一般性企业区分困难，为了获得政策优惠，企业热衷于寻找政策机会和“搞关系”而不愿意真正地创新。

由于上述体制性的原因，我国当前的创新链有四处明显的断裂：

一是创新方向没有合力。科研人员以发表论文为主，选择标准是先进性，企业需要有市场盈利前景的技术成果，选择标准是实用性和赢利性。没有同一类需求牵引，现在的创新方向形成合力。二是创新成果交易困难。由于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体制制约，即使有价值的技术成果和运营模式，无法在中小企业、大企业和研发机构之间流动。三是创新价值双重检验。对企业来说，市场就是检验创新价值的最好方式，而现在的研发机构，则是通过成果鉴定、论文评奖等来检验创新成果的价值。四是创新实施重硬轻软。技术创新是硬件，体现了核心竞争力，商业模式是软件，体现了“为客户创造价值”。二者互相配套，是创新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当前我国体制设计中，存在着明显的“重硬轻软”现象。

创新链的断裂使各创新要素成为“创新孤岛”，创新的效益被严重制约。习近平同志在9月30日指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产业链”和“创新链”配套就是设计好创新路径，“资金链”（包括配套的“政策链”）就是“消除孤岛”的操作手段。唯有此，才能根本上解决“两张皮”，从而消除“剪刀差”。

二、     发达国家创新链的形成经验和我国创新路径的选择

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产业链”相对固定，如何设计“创新链”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中心环节。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创新驱动路径，需要考虑本国的创新实力、产业集群，也要结合创新本身的规律。不同的国家由于创新资源的禀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选择的创新路径也不相同，通过政策、规则塑造的创新链也不相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虽然印度、以色列、瑞士等国家也有一些成功经验，但美、德、日三国的创新模式更成熟，其成功支撑经济发展的四类创新链——颠覆式创新链、牵引式创新链、持续式创新链和超越式创新链，更值得关注。

（一）以“新”为导向的创新路径

以“新”为导向创新路径，就是开拓由技术创新诞生的新产业、新领域，以此来收获创新带来的垄断效益。美国近20年的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创新潮与创业潮的相互激荡，由创业者通过创新来孵化新产业，以此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创新方式能够占据全球创新价值链的顶端，从而保持了国家长期竞争力，经济学家布林克·林赛称之为“前沿经济”。

美国的创新路径中包含两条“创新链”：一是“颠覆式创新”。当技术创新推动基础设施、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时，就会带来重大的商业机会。在新产业刚露萌芽的时候，“天才创业者”在这个新领域“跑马圈地”，设计出不同的商业模式，风险资本有选择性支持，一旦市场检验成功，这些新创企业迅速地成为世界巨头公司。二是“牵引式创新”。当新技术在一个传统行业的应用趋势不可逆转时，大企业会率先提出“概念产品”进行牵引，再组织创新链。在具体操作上，大企业提出创新概念，往往并完全不亲自操刀，而是并购技术性创业公司，实现和原始创新者的双赢。

“市场机制、创业氛围、融资便利”有效地支撑了创新链，消除了创新过程中的“孤岛”。

1、市场导向的转换机制。由于经济基础雄厚，美国多层次的基础科研队伍，当一些原始创新或关键核心技术呈现出革命性突破时，这些科研人员近水楼台，能够从研究团队快速地转换成创业团队，开拓一个新产业领域。

2、多层次的融资机制。美国已经形成一整套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票市场、高风险高收益债券市场等融资机制；还有技术抵押、知识产权收储、企业并购等吸纳创新成果的中介机制，这个机制能够汇集全球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为美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支撑各种创新资源迅速转换成商业价值，不会遗漏任何有价值的创新。

3、宽容失败的接力机制。在硅谷地区，已经形成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美国表现最优异的86%高新技术企业家都有创业经历，甚至有平均2-3次创业失败的经历，在创业项目成功以后，又都愿意做天使投资人，以此激励出一批新人寻找更新的领域和更前沿的市场。

美式创新有两个弊病：一是容易产生社会问题。美国不断变换创新领域，狗熊拜棒子，不断淘汰旧产业，比如，“锈城”底特律就有大量失业人员需要安置；二是存在着泡沫风险。对创新价值的判断，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任何高技术产业化过程都存在泡沫，金融市场又将这种泡沫放大，由此潜伏着创新带来的经济危机。

（二）以“高”为导向的创新路径

以“高”为导向的创新路径，就是立足于制造业，突出制造过程的高效率、高精尖，以及最终产品的高端化，以此获得高端用户的青睐，德国是这种路径选择的代表。德国的创新路径背后是“持续式创新链”，就是固定在一个领域，坚持主业、专业化延续，几十年如一日，根据客户需求来进行定向研发。

德国的斯图加特地区，有超过15万家公司，以聚集高端制造业而闻名，素有德国心脏之称。该地区不仅是保时捷、戴姆勒-克莱斯勒等知名公司的总部，也是数控机床、高端机械制造行业内一些大名鼎鼎“中小企业”所在地。以“通快集团”为例，该公司创立于1923年，从20世纪60 年代开始，一直研究固体激光在金属切割中的应用，直到2010才取得成功。凭借对激光技术领域的60多年持续探索，最终问鼎了全球钣金加工设备领域的冠军，成为全球知名机床、激光和医疗设备制造商。

德国的创新模式有三条基本经验：

1、大量的隐形冠军。中小企业是德国制造业保持竞争力的秘密所在，也是创新的主力。它们在一个细分市场，保留了百年经营实践中的精华，技术创新遥遥领先同行，但风格低调，隐身于大众视野之外，市场地位无可撼动，被称为“隐形冠军”。

2、完整的科研转化体系。德国历届政府十分重视制造业的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着力建立集科研开发、成果转化、知识传播和人力培训为一体的科研创新体系。它的最大特色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的统一：科研人员出成果、企业出资本、国家出政策并负责对企业和科技界进行沟通和协调；企业承担2/3的科研经费，剩下的1/3由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买单。公共科研体系定位清晰，马普、赫尔姆霍兹、莱布尼茨和弗朗霍夫四大学会分别完成不同的研发功能。在消除创新“孤岛”方面，德国的公共科研机构起到了主要作用。

3、官民双方的恰当分工。在开展创新活动方面，政府和企业有恰当的分工，政府的投入只限定在“市场失灵”和“新技术导入”两个阶段，特别重视中小企业。在2009到2010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德国政府专门提供9亿欧元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研发。（2010版德国《高技术战略 2020》）。

德国这种以实体经济为核心、追求高精尖的创新链，能够有效抵御经济周期的风险,因为全球的高端用户的消费支出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三）以“效”为导向的创新路径

以“效”为导向的创新路径就是以节约资源为目的，不寻求最新技术，也不追求产品极致，寻找创新过程中最优的性能价格比，创新过程中的绩效最佳，日本是这种路径选择的代表。支撑这种创新路径的是“追赶式创新链”，就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解剖世界顶端产品的技术细节，绕过其核心专利，以此获得自己的核心技术，或者通过找到价格更低的替代品和方案，以此来节约成本。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反求工程”。

日本模式的主要经验如下：

1、企业中的特殊轮岗机制。日本的工艺创新能力很强与企业的微观组织方式有关。日本的企业特别注重基层管理人员、销售人员与制造一线人员的紧密结合，包括严格的轮岗制度等。日本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也大多出自销售人员或制造一线人员，这与美国企业中高管理人员大多出自财务人员有显著区别。这种特点使得日本的企业非常善于客户提出的问题或者生产一线提出的问题进行工艺创新。

2、通产省和科技厅恰当分工。日本科技厅主要聚焦在基础研究和大型项目，比如，核能开发和宇宙太空研究等尖端技术方面。日本通产省更感兴趣的是工业增长而不是研究项目的首创性，从一个长远的、动态的视野出发，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通过建立一个适应不同水平的竞技场，为那些完成政府设定长期目标的企业提供优惠。

3、独具特色的“官、产、学”创新联盟。日本有5种以上的创新联盟，最有特色的是“技术研究组合”。日本政府鼓励企业成立“技术研究组合（协作组织），并配套一系列财政补助金、各种税制优惠等政策，以推动以多家企业协作组织方式，参与国家的重大工业技术项目的研究开发。“技术研究组合”介于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比正式的科研院所更接近一线市场。

日本的选择的创新路径在技术追赶阶段是卓有成效的，完成了欧美几十年才完成的技术跨越。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技术创新的领头羊，日本70%以上的研究开发经费都是由企业投入的，这种创新模式显出明显的弊病，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知识生产落后于技术创新，自主开发缺乏后劲，与美国科技差距再次拉大。

（四）、我国的创新路径设计，“鱼与熊掌兼得”

由于创新资源的数量巨大，产业门类齐全，我国可以有足够的雄心和信心，汲取“日本超越式创新、德国持续式创新、美国前沿式创新”的精华，不拘一格，进行顶层设计，精炼出实施路径和实施重点。为此，我们认为：可以选择“鱼与熊掌兼得”的创新模式，设计出的两条创新路径，内含四类创新链。

1、第一条路径，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支持和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不断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创新活力、创新实力。在已经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家电、智能手机、电脑、汽车配件、钢管等，完成核心技术升级，部署“追赶式创新链”和“持续式创新链”，最终演变为以“高”为特征的创新模式。

2、第二条路径，提升创新资源质量，激活全社会每个“细胞”的创新活力，抢占国际创新至高点。培养和吸引创业天才和创新人才，开拓新领域、新产业；吸引有话语权的领军企业，抢占全球创新的制高点，并将创新机制和创业机制联动起来，部署“颠覆式创新链”和“牵引式创新链”，最终演变为以“新”为特征的创新模式。

三、   打造四支创新力量和两类创新聚合基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六项战略

对于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攻方向，习近平指出：“要优先支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科技领域，重点突破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加强新兴前沿交叉领域部署。”按照这个主攻方向，我们可以梳理涉及上述领域的“产业链”，然后设计相应的“创新链”，再配套“资金链”，并通过相应政策来消除“创新孤岛”。我们认为，需要重点部署下面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实施“补钙工程”，培育企业成为创新中的主体力量

企业是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创新最为敏感。但是，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是0.69%，跨国公司平均研发费用占其营业收入一般都在2%或3%以上，差距很大。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市场已经形成倒逼机制，企业有很高的创新意愿，迫切希望创新效益将“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但是，企业的技术储备不足，需要“补钙”。

“补钙”工程就是辅导企业从拥有生产加工技术转型为拥有核心技术，“补钙”可以分为四类：关键技术创新、知识产权收购、产品界面设计和商业模式创新，“补钙”的最佳对象是那些正在“长身体”的企业。如果我国很多企业都变成德国式的隐形冠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变成了现实。它们“进”可以组建自己的品牌，“退”可以牵制跨国企业的转移。

补钙工程的“牛鼻子”是如何诊断企业“缺钙的品种”，建议由发改委立项和牵头，对有创新意愿的企业，首先实施咨询和诊断，然后撮合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实施创新过程中，不对企业施行点对点的资金支持，而是加大普惠性政策支持的力度（重新梳理现在高新技术企业评审政策），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政策进行支持。

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可以汲取当年日本的“追赶式创新”的经验。通过“政策链”发挥撬动创新的杠杆作用。避免创新型企业和一般性企业鱼龙混杂，稀释政策的扶持力度。在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后，实时转向德国持续式创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生态。

（二）、创建创业孵化学院，培育中国版的“创业英雄”

从国际上的创新趋势看，开拓一个新领域和新产业，以乔布斯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家、以马斯克为代表天才型“极客”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未来创新的组织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依托互联网，诞生了3D设计、众包、极客等个人或小团队的创新方式。美国每年大约有40万创新型创业者，每年至少有60万大学生选修关于创业的课程。我国没有统计，估计创新型创业者不超过10万人，大学的创业教育主要是课堂学习，和实践相距甚远。

在我国的创业活动中，现在投资已不是主要矛盾，而是创业项目少、项目不成熟。有统计表明，很多已经获得投资项目，由于内部磨合出现问题，在开始创业的一年之内，50%左右创业团队就会解体。如何批量地产生稳定的创业团队成为焦点。

当然我国民间创业也有一些成功的探索，其中“车库咖啡”就是代表。2011年9月27日的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车库咖啡”模式是本世纪美国最恐怖的地方，如果“车库咖啡”式的创业在中国普及，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阻挡。可以总结类似车库咖啡的经验，推而广之。我们认为：依托现在的大学、科研机构、高新技术园区等科技资源富集的机构，组建创业孵化学院，是一项很好的制度设计。在创业学院，招募哪些有热情、技术准备的创业者，按照“青苹果、红苹果”的原则组成班级，培训他们的创业知识，组建团队的技巧，培育创业文化。如果创业孵化学院每年能培训50万左右的学员，一方面可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类似马化腾、李彦宏、马云这样中国版的创业英雄也将脱颖而出。

（三）、对科研机构的分类管理，鼓励学者把转化成果作为终生职业

我国很多科研机构功能定位不太清晰。科技投入存在分散、低效、行业壁垒、部门分割；科研成果考核指标单一，从中科院到三流大学，都把发表论文追求目标（以化学和材料学科为例，结果有喜有忧：喜是学科论文已经世界第一，忧是很多学术垃圾充斥其中）；科技成果转化没有纳入科研机构的管理目标。

公共科研体系的定位清晰是德式创新最重要的经验。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可以分为四类：从事基础研究的部分、从事大科学工程的部分、从事专门问题研究的部分（和企业、地方政府共建）、从事科技中介的部分，对不同类别的机构，设置不同的目标。制定《科研机构法》，通过立法把科技投入、科技评价体系等予以固定下来。

由于从事科技中介服务人员的劳动付出不能在市场中得到充分的价值补偿，社会认可度不高等因素，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主要原因。应该制定《科技成果转化法》，把技术成果当作资产管理，转化效果和下一步投入挂钩。在工程院或科学院设立专门学部，评定专门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院士，树立标杆，彰显出从事成果转化工作也可以到达职业生涯的顶峰。

（四）、 进行体制创新，组建中国特色的“技术研究组合”

我国重大公共技术研发一直是薄弱环节。而且由于体制分割严重，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在一些战略方向性和关键共性领域，往往不能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实施重点突破。日本政府支持大企业组建“技术研究组合”的模式值得借鉴。

技术研究组合主要以技术课题为中心组成，其目标是解决周期长、风险大的大规模技术课题或产业共性关键技术问题。技术研究组合是非盈利法人，其目的是追求成员企业的共同利益，故它不属公益法人，与企业性质相类似。我国也要体制创新，并配套相关的政策，设计中国特色技术研究组合，其地位介于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之间，鼓励价值链的上下游合作（垂直型）或同业之间的合作（水平型）技术联盟。

（五）、以“ 高”为起点，重新梳理现在的高新技术园区

现在的高新技术园区入驻的企业，创新含金量不高，装进篮子就是“菜”，很多变成了房地产驱动的项目。应该正本清源，以“高”为核心，重新梳理现在的高新区，使高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科技的集聚地，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策源地。

“高”就是能够做精致、做扎实、吸收与创新相结合；“高”就是高效率，对应高端产品的高端技术。通过对引进技术进行深层次开发，在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融入新的思想，追加创造性的劳动。高技术园区要突出“绿色制造”、“信息技术”和“高端制造”，突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补钙工程”、“产创研”联盟、“技术研究组合”成为园区的主力军。

（六）  、以“新”为特征，建立和世界比肩的创新特区

当前，各种有形的审批、无形的禁忌，成为束缚创新的一道道绳索，在这样的夹缝之中，很难激活社会和企业的投资动力、创新愿望和参与热情，也就很难真正做到财富涌流。比如，在信息通信、电子商务、新能源、电动汽车、金融等领域出现的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如果采用审批方式，创新项目很难出生。所以需要创建以“新”导向的创新特区。

创新特区目的就是催生新产业，对接前沿领域的重大创新突破。能够集成我国最优势的创新资源，体现该国最顶尖的创新水平，获得全球影响力的重大创新成果。

在这类园区内，适应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相互渗透的趋势，支持集基础研究突破和实现产业化为一体的新兴创新模式；制定支持产业链创新、技术转让、企业并购的政策，鼓励基于市场化的产业联盟和协同创新；吸引有话语权的领军企业，抢占全球创新的制高点；培育最有创新性的创客群体，塑造“知识改变命运”、“创业实现梦想”的典型，

    创新特区的“制度环境”能够和硅谷比肩，实现创新要素在国际上的无障碍流动。坚持审慎管理，为创新留出足够空间和时间。使全民创业真正成为新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

总之，以上六点可以归纳为打造四支创新力量和两类创新资源聚合基地。

    四、组建创新创业联盟，当前工作的抓手

当前，创新机制越来越依赖诸如产权制度、各类经济管制的制约，科技领域的单项突破，不足以解决创新的全局问题，需要在科研管理制度、科技投入制度、科技金融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外汇和海关、户籍和教育、人事制度等方面形成完整的配套。运行的势必会带来很多“硬伤”，需要寻找一个震荡最小、操作性最强的路径。

我国多年改革的成功经验表明：从“边缘”开始，逐渐深入到“核心”，进行增量改革是一个较好的改革路径。创新创业联盟是一个增量改革，能够将上述六项建言中的工作连结起来，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作为当前工作的抓手。

所谓创新创业联盟，就是另辟“产、创、研（学）”结合的蹊径。在产业体系和科技体系之间，增加第三方——创业团队，把产业力和科技力粘合起来。“产创研”机制把各创新参与方，在市场的牵引下，结成利益共同体，实现创新过程和创业过程合二为一。同时把“创新订单”上述的“补钙”工程衔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机制设计如下：

企业基于产业升级需求，首先提出“创新订单”；按照市场化机制，组织创业型研发团队，对接企业的创新需求，实施和完成创新；科研机构提供科研平台的支持，同时对创业团队进行学术指导。企业具有市场经验、资金实力、创新需求，创业团队有技术能力、创业热情，二者之间创新要素天然互补；在创新创业联动过程中，形成市场合力，人才流动自然解决；创新项目的选择完全来自一线市场，创新成果的转化率将大为提升。

在具体的操作中，率先改变过去的国家科技投入方式，可以设立专门国家级创新创业联盟基金，直接资助创业团队，拉动整个创新链条。国创会已经就此问题，设计出比较成熟的方案，可以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实施。

总之，创新与创业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重要范畴。创新孕育创业，创业引领更高水平的创新。通过创新创业联盟的实验，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索出一条可行的路径。